据铁氏谱牒记载：铁氏蒙古族人是蒙古贵族孛儿只斤铁穆耳（即元成宗）的后裔。元顺帝时，铁氏家声大振，9个儿子都中了进士，1个女儿嫁给金姓进士，全家共10个进士，故有“九子十进士”的美誉。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顺帝退出大都（今北京）到了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达诺尔附近）。铁氏不愿随元顺帝北还，取道四川前来投奔云南的梁王。途中遭到明朝军队追捕，逃到大渡河泸定桥附近，追兵紧逼，形势危急，于是决定更名易姓，分散逃避，但一时又想不出适合的姓氏。后来看到河里不少游鱼，认为是吉祥之兆，便改姓为“鱼”，为区分主仆关系，把嫡系改为“余姓”，把女婿家由金姓改为“俞”姓，奴婢则改为“于”姓，并统一把籍贯由应昌府改为应天府。全家渡过泸定桥分散逃难不久，明朝军队就尾追到大渡河边，盘问河边种地的人是否见过一群姓铁的人过河，种地人说，只见拿鱼的，没见姓铁的，明军没有再继续追赶。

这个大家族分散逃难后，有一部分潜留四川，有一部分逃到大理，后又从大理迁到乌木山（今景东县景福镇）。这一部分人中有的定居在冷窝（接近沙坑河），一部分人暂住在景东城东面的龙箐，一直住了10代人，当傣族土知府陶府家的庄户，看管仓库。清咸丰以后，陶府衰败才又迁到草皮街（今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振太镇）。初逃难来没有田地，生活困难，只得四处乞讨。因为受不了别人耻笑，再次迁到山沟里栖身，先是迁到界牌山头，后又迁到河边定居，迄今已10代人。因为都姓余，人们就把寨名取为余家坡。

民国初年，官府已不再捕杀蒙古贵族后裔，才又恢复铁姓，并把原来的字辈定为：振、恩、国、怜、登、天、开、洪、文、运、丕、世、正、家、声等15辈。取名时有的排在最后一字，有的排在中间，但不取单名。历经数百年都有联系，并知道自己族源的，有景谷县黄荞地一支；镇沅县振太镇蛮孛有一支；景东县余家坡留下一部分，是蒙古族聚居人口最多的。

▲镇沅县振太镇界牌村铁家坡（来源：镇沅乡土记实）

镇沅的蒙古族为了隐瞒身份，躲避明王朝统治者的捕杀，举族禁止使用蒙古语言和文字，禁止穿戴蒙古族服饰，禁止沿袭蒙古族生活习俗，但是，作为民族心理意识，他们始终牢记着自己是蒙古族的后代。

蒙古族迁入普洱初期因畏惧官府捕杀，所以处处模仿汉族礼俗，不敢暴露本民族的痕迹，婚丧习俗与汉族相同。葬仪比较简朴，人死后不立碑志铭。1949年后有的人家垒坟为志，但仍不立碑。成年人死后要杀牲祭灵，请道士择地安葬。为了利于本民族的繁衍，严禁族内婚，盛行与外族通婚。辛亥革命后，蒙古族子弟陆续有入学读书者，有本民族的识字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随着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蒙古族人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适龄儿童都能入学读书，有了本民族的大学生。

▲走访铁家坡蒙古族村民（来源：普洱杂志）

蒙古族迁入余家坡定居时，附近的土地大部分已被其他民族占有，特别是有利于开垦水田的地方所剩无几，所以，他们只能在高寒贫瘠的土地上耕作，经济发展受到制约，生活水平低于其他民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蒙古族开拓进取，大胆尝试，开展了烧砖瓦、酿酒、牛马运输和销售百货之类的致富行业。今天的蒙古族生活幸福，安居乐业。

在普洱的蒙古族原有的传统节日和信仰活动均已不复存在，现在活动的节日有春节、二月八、五月节和八月十五中秋节。春节与当地汉族基本相同，初一早上要到井里接“新水”来献神灵保佑在新的一年里风调雨顺，人丁安康；二月八，全寨人在土主庙里做土地庙会，杀鸡献祭土主神，共同商量生产问题，并调解邻里之间和族内的各种纠纷；五月二十五日，祭田公地母，各家各户要在所种的田地里杀牲祭祀，俗称“烧秧纸”，祈求田公地母保佑庄稼不受任何自然灾害；八月十五日以户为单位用新鲜瓜果献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