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抗日战争时期（1931-1945）的歌曲不仅是音乐艺术的表达，更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精神武器和动力源泉。本文试图通过对1931年到1945年抗日救亡歌曲创作、歌咏,思想内容、社会作用的梳理,本文从“站起来”“怒起来”“强起来”三个维度，探讨抗战歌曲如何塑造民族觉醒、激发抗争意志并凝聚抗战力量。研究发现：抗战歌曲通过悲愤的旋律、战斗性的节奏和大众化的歌词，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站起来）；以激昂的曲调和呐喊式的歌词表达对侵略者的愤怒与反抗（怒起来）；最终通过集体歌唱和艺术升华，增强民族自信与抗战决心（强起来）。这些歌曲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中华民族精神力量的象征，对当代爱国主义教育仍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抗战歌曲、民族觉醒、抗争意志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战争，而歌曲在这一时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动员作用。从《义勇军进行曲》的激昂呐喊，到《黄河大合唱》的磅礴气势，抗战歌曲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民族精神的载体。音乐艺术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发挥着它的社会作用,不管是劳动的歌,打猎、庆功的歌舞,敬神仪式上的音乐等,没有哪一种音乐是没有社会作用的。在中国人民进行伟大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歌曲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是无法估量的。在抗战时期, 抗日救亡歌曲对抗日战争所具有的作用得到了普遍关注。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音乐界就有一种流行的观念:音乐是武器。元留在《边区的国防文艺》中开门见山地说“笔杆也等于枪杆,文艺是斗争的武器”。1936年发起的国防音乐运动更是明确地指出:国防音乐在目前的时代任务和别的文化工作一样,以灌输民族知识,唤起民众为最大目标。它是救亡运动的一种重要部分,它不会再是个人的消遣品了。
抗日救亡歌曲对推动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作用也为直接战斗在抗日最前线的军队官兵所认同, 如1938年国民党79旅旅长黄樵松学习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成立了27师抗战歌曲队。在台儿庄战役中, 这支歌曲队曾冒着枪林弹雨, 到前沿阵地为士兵演唱抗战歌曲, 鼓舞士气。傅作义将军曾把《救国军歌》作为指定的必唱曲目,在其部队传唱。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广大音乐工作者本着为本民族利益及抗日救国的信念而创作,这就是其最基本、最朴素的立场问题。在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音乐的作用问题上,广大音乐工作者很好地解决了音乐作品的大众化、民族化、时代化问题,使得音乐真正成为鼓舞中华人民英勇抗战的精神武器。
一、从歌曲中“站起来”：唤醒民族觉醒
（一）悲愤的旋律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自193l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正式入侵中国,在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剿共”的政策下,抗日战争的全面开展有一个逐渐推进的过程,而且当时的中国仍具有典型的小农社会特征,农民的分散性使得普通群众并不能自觉地团结在一起一致抗日,而这就更加有必要唤起全国各地各个阶层群众的抗战热情。当时抗日救亡歌曲传遍了全国各地、各个阶层后,使他们了解了抗战的意义所在。吕骥在《抗战后的音乐运动》一文中,谈到“新安旅行团”的抗战歌咏活动时说:新安旅行团的歌咏工作者,在这一年中,他们辗转于前线后方,以最大的吃苦耐劳的工作精神,克服了各种物质上和人事上的困难,从事艰苦的工作,传播着各种救亡歌曲小调于各部队, 各地民众及一邮分很难接触新文化的穷乡僻壤，使他们得以了然于抗践的意义和目的。
从城市到农村甚至偏远的山村, 到处都响彻着抗日救亡的歌声。丰子恺在《谈抗战歌的》一文中曾这样写道:抗战以来,文艺中最勇猛前进的,要算音乐......只有音乐,普遍于全体民众, 像血液周流于全身一样。我从浙江通过江西、湖南,来到汉口,在沿途各地逗留, 抗战破曲不绝于耳。连荒山中的三家村里(我在江西坐船走水路,常夜泊荒村, 上岸游览,亲耳所闻),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之于村夫牧童之口。都会里自不必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宋代词人柳永所作词,,普遍流传于民间,当时有“有井水处,即有柳词”之谚。现在也可以说:“有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
关于抗日救亡歌曲在动员各种群众方面的效果, 《生活日报》(1936年6月16日)以《上海民众歌咏会》为题,报道了“民众歌咏会”的活动情况: 上海青年民众歌咏会,在6月7日上午十时,在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第三届大会唱,参加这次大会唱的会员,有七百多人,人数的众多,歌声的洪亮,打开上海未有的新纪录。这天,去听大会唱的民众,有五千多,其间有男女的电影明星、学生、工人、商民和士兵们,各色各样的人, 静静地坐在地上,聆听雄壮的歌声,这其是个伟大、热烈的场面啊2!此次歌咏的歌曲有《大路歌》《开路先锋》《义勇军进行曲》等救亡歌曲。当警察前往镇压时,群众喊出了“我们在中国的国土,为什么不准我们唱救中国的歌曲?”的愤怒呼声。1937年10月,国民救亡歌咏会宣传团踏上了以音乐唤起民众、共同抗战的征途,首先到达了金华。金华是浙江省一个内陆交通的枢纽城市,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大街上,商店林立,人口稠密。但是,这里却看不到一条抗战标语,听不到一句救亡歌声,完全没有战时气氛。三天后,国民救亡歌咏会宣传团选择在城隍庙的大戏台举行首次宣传演出, 竟来了三千多观众, 有政府官员,有学生、教员、店员、妇女、儿童和郊区的农民,还有从前线负伤下来的伤兵。
（二）集体歌唱与身份重构
歌咏运动在抗战初期迅速普及，成为唤醒民众的重要方式。1938年武汉“抗战歌咏大会”吸引十万民众参与，形成“一人唱，万人和”的壮观场面（《新华日报》1938.4.8）。歌曲如《毕业歌》（聂耳，1934）号召青年“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推动个人命运与国家存亡的结合，使民众从个体意识转向集体认同。“当何士德同志手里的指挥棒一举, 我们十六个同志,就像是晴天一声霹雳: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场子里一下子静了下来, 三千多人鸦雀无声了。......接着,我们就一曲一曲地唱下去: 《青年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救亡进行曲》等。当唱到麦新的《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喊)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喊)杀!全场的抗日情绪达到了高潮。三千观众的热血沸腾起来了。台上台下, 一片怒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刀砍死东洋鬼”的口号,响彻云霄,把一座古老的城的城隍庙大殿都震撼得抖动起来。
“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抗日歌曲激发了人们保卫祖国的热情,许多人就是在抗日歌曲的感召下走上抗日战场的。著名军旅作曲家晓河谈到, 1938 年他就是唱着《冲锋号》等抗日救亡歌曲投身浩浩荡荡的革命洪流以新四军的行列的。周羡颖在回忆中也提到了在苏北抗日救亡歌曲激发了热血青年去参军:后来,新四军到了苏北,工作人员到农村,领导大家建立农抗会、妇抗会、儿童团,到处教唱抗日歌曲小调。上海有所沪光中学迁移到我的家乡曹家市小学, 初高中的同学唱起了抗日流亡三部曲:《松花江上》《流亡三部曲》《打回老家去》还有音乐家洗星海所作的《黄河大合唱》包含《保卫黄河》《黄河船夫曲》《黄水谣》《黄河怨》《怒吼吧!黄河》等许许多多的革命歌曲。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当作校歌似的在学校天天唱。我们唱起这些歌曲, 就觉得热血沸腾, 决心非要把日寇赶出中国不可！…...在一次疯狂“扫荡”中, 日本鬼子把上海迁来的沪光中学和我们的曾家市小学烧毁了。我和许多年纪小的同学都失学了。较大的同学,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当新四军去了。当时这种情形处处涌现,没有去参军的抗日群众, 在抗日救亡歌曲的影响下, 也以各自的方式参加到抗日洪流中。天真活泼的儿童团员, 替大人站岗放哨, 传递信件,个个都是小交通员。他们爱唱《儿童团四季歌》:“春天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大街上, 哨子响,儿童团要开大会;夏季里,麦子黄,家家户户收割忙。高山顶,小河旁, 儿童团放哨又站岗……”歌声让孩子们懂得了抗日的重要意义,人人争当小英雄。青救会的小伙子们担负着战斗、生产和夜间站岗放哨的重要任务。生产、战斗之余,他们爱唱振奋士气的歌曲。“八路好,八路强,八路军打仗为哪桩?八路好, 八路强,八路军打仗为老乡,日本鬼子欺压咱们老百姓,八路军为咱打东洋,打东洋!”雄壮有力的歌声给抗日青壮年以极大的鼓舞, 增强了全民的抗战决心和必胜的信心。妇救会的姐妹做军鞋支前方,宣传群众,发动妇女齐参战《妇女也抗战》的歌声发自她们的肺腑:“男子上前线,妇女也抗战,参加妇救会,站岗捉汉奸;村里选村长,妇女也可当,男女齐心干,保国保家乡…”做了母亲的妇女,则唱着《滦河小调》,抒发抗日的情怀。“滦河水哗啦啦,娘的孩儿快长大,长大那个以后去做什么?长大那个以后抗战保国家!要死的鬼子更疯狂,妈妈给你做支枪,拿着这支枪去抗战别想娘,拿着这支枪去抗战别想娘。”学校师生抗日宣传队员,经常走村串户,向群众做抗日宣传。《叫声老大娘》的对唱经常响在农家庭院和百姓家的炕头上:“叫声老大娘,听我把话讲,日本鬼子来到咱家乡,我说大娘啊!来到咱家乡,烧杀又抢粮,烧了这村又烧那庄,我说大娘啊! ……”在歌曲感召下纷纷捐款捐物支持抗战的现象也很常见。“九· 一八”事变以后,在东北诞生了一首感人肺腑的歌曲《妈妈你不要哭》,宣传队演出时, 每当唱到“妈妈,妈妈请你不要哭”时,周围的观众都泣不成声。在这动人歌声的感召下,许多群众捐出自家仅有的粮食、食盐、干菜、炒米、炒面、鞋子和衣物。
二、从歌曲中“怒起来”：激发抗争怒火
（一）战斗性节奏与抗争意志
随着抗战全面爆发，歌曲风格转向激昂战斗。如《大刀进行曲》（麦新，1937）以短促有力的节奏模拟砍杀动作，歌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直接激发战斗欲望。这类歌曲通过强烈的节奏和呐喊式歌词，将民众的悲愤转化为抗争的怒火。1936年秋,西安的街头,处处可见思乡心切而又无可奈何的东北军官兵和无家可归的东北流亡者。一幕幕的景象,深深触动着张寒晖的心弦,强烈的爱国之信激发了他的艺术灵感,创作了《松花江上》这支感人肺腑的悲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整个歌曲以下行音调的旋律进行和我国民族音乐中常用的重章叠句的旋法为特征,情感真切、动人。第一部分由两个基本重复的长乐句构成。每一乐句都以从容的节奏和流畅而深沉的音乐语言,叙述了东北故乡的富饶美丽及敌人侵占后人们被追与亲人离散的惨痛心情。从旋律的起伏布局上看,“在东北松花江上”及“衰老的爹娘”等词句,显然是作者着意突出的地方。从“九一八”开始, 歌曲进入第二部分,痛诉流亡者背井离乡之苦,感情压抑内在。下行音调得到更多的运用和发展,调性也由前段明朗的c大调转入带有明郁色彩的 a小调,到最后一句,感情的闸门终于爆发。紧接着进入高潮的尾声,在以下行音调的旋律进行为特征的声泪俱下的倾诉中蕴积着一种反抗的力量,他要人们从“悲”中抗争, 从“哭”中奋起,流着眼泪夺回“可爱的家乡”。歌曲写成之后,张寒晖先教会自己班上的学生唱,接着全校学生也学会了，学生又把《松花江上》传到了社会上。同一时期,东北军的地下党组织也得到《松花江上》歌谱,很快向东北军官兵传播这首歌。1936年11月一 l2月西安事变爆发前后,西安全城到处可以听到《松花江上》的歌声。12月9 日,西安学生集会,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会后学生在西安城里举行游行,然后步行到临潼向蒋介石请愿。在西安东郊十里铺灞桥桥头,张学良将军劝阻学生返回。数千学生齐唱《松花江上》。张学良将军热泪盈眶,向大家保证:一个礼拜以内, 我用行动回答大家!”三天以后, 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1937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 曾指挥东北军青年军官齐唱《松花江上》“打回老家,驱逐日寇”成为东北军爱国官兵的共识。
（二）音乐作为“精神武器”
歌曲不仅是艺术表达，更是战斗号角。《义勇军进行曲》（聂耳，1935）中“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成为全民抗战的口号。国际友人保罗·罗伯逊演唱的英文版《义勇军进行曲》，更使中国抗战精神走向世界，成为反法西斯的共同呼声。1936年西征期间,面对奉命到西北“剿共”的东北军,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指示,号召西征各部队全体指战员要积极广泛开展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争取团结东北军官兵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入夜,我们派出宣传队到东北军阵前开展政治攻势。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我们宣传队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曲,哀怨、悲壮的歌声在东北军阵地上空回荡.当东北军士兵听到“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的歌声时, 有的伤心落泪, 有的还呜咽地哭起来”。
其他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起来反内战》等在团结力量, 一致对外方面也曾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943年广西反动派进攻我淮南根据地,新四军二师部队,奋起反“摩擦”,并配合政治攻势大唱《起来反内战》,对敌宣传,当时曾有不少敌军士兵因反内战而投降。1940年在皖南新四军周围, 国民党反动军队追近,挑起内战,向征与何士德创作了《我们本是一家人》,以此歌争取国民党士兵,对国民党一八零师的争取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三、从歌曲中“强起来”：凝聚抗战力量
（一）集体歌唱与精神凝聚
抗战中后期，歌曲成为凝聚民族力量的纽带。《黄河大合唱》（冼星海，1939）通过多乐章结构，展现中华民族从苦难到抗争的历程，最终以《保卫黄河》的轮唱形式象征全民团结。延安鲁艺组织的歌咏队，使音乐成为军民一体的精神支柱。产生于民族危难时刻、诞生在民族解放的战场的一首首雄壮嘹亮的抗战进行曲,以无比坚定的音调和铿锵有力的节奏,展现了为民族存亡而作殊死斗争的大无畏精神,表现出一往无前的勇气。例如, 《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旗正飘飘》《救亡进行曲》《青年进行曲》等歌。歌曲所表现的那种坚毅不屈、英勇刚强的性格,鼓舞了人们杀敌的勇气。正如冼星海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所说:“我们要让歌声传遍都市和农村,鼓励战士们忠诚抗战,用那雄壮的歌声压倒敌人的炮声”!
当时,许多战斗部队和兵种都有属于自己的歌曲,如《游击队歌》《太行山上》是众多游击队伍的歌曲,新四军有《新四军军歌》,八路军有《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这些歌曲以昂扬振奋的旋律,威武雄壮的气势,激励着战士们一往无前投入抗日的战斗。冼星海在《创作札记》中这样写道: 此后这首歌又传遍了全中国。太行山上的游击队以它为队歌。老百姓男女老少都会唱,到处听到“敌人从哪里来,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的同仇敌忾声音。
战时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行军途中,又累又饿,唱几首抗日救亡歌曲会使战士们精神抖擞,忘记了劳累。 “一天夜里，......我们只好踏着清冷的月光,背上自己的铺盖卷,徒步走回扬州。沿途看见许多队伍相继开向前方,我们的感情不由得激动了起来,这时,大家都顾不得几天来途中的疲劳, 不约而同地站在道旁高唱《牺牲己到最后关头》《打回老家去》《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队伍从我们身边走过,战士们都受到极大的鼓舞,他们也随着我们的歌声一边行进,一边高唱“向前走, 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等振奋人心的抗日歌曲,也有的举着拳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霎时间，激昂的歌声、愤怒的口号声汇成了钢铁般的声音,震撼着蓝蓝的天空。战前唱抗日救亡歌曲是动员将士的有效方式。参加台儿庄战役的云南部队在战前动员的时候,指挥大家唱«义勇军进行曲»,他们就说要唱这个云南人写的歌,向敌人发起冲锋,就在歌声里面跃上了抗战的前线。在雄伟高亢战歌的鼓励下,士兵们主动请缨出战。演剧二队领队、著名戏剧家洪深(1894-1955)在《我们是这样战斗过来的》一文中写道：“我们的歌咏运动一路也收了很大的成绩。冼星海兄到军中并各中学校教我。我们离洛阳以前曾举行盛大的大合唱, 各参加单位都是冼星海的学生, 军部军乐队也演奏星海教的曲子,盛况空前, 一般士气确已提高不少,那时上海大场争夺战打得很激烈, 官兵热烈要求参战,终于开了两个志愿团到上海去补充.也可见戏剧音乐的具体效果”。在杀敌的战场上,面对着敌人的炮火,生死关头,悲愤雄壮的歌声更是激发了战士们的斗志。1938年3月23日,日军进攻炮声震荡者台儿庄,这是台儿庄大战的开始。整个台儿庄城镇的空间,为枪炮声、喊杀声所充塞,不过,在这混杂的音响中,使人最受鼓舞的,是官兵的歌声,他们唱的就是《大刀进行曲》。1939年元旦在双鸭山地区的锅盔山战斗中:我们被敌人包围,激烈的战斗开始了 。我们的伤员越来越多,打了半天之后, 我们的子弹也不多了,情况十分不利。可是敌人又一次纠集起来凶猛地向我们冲了上来,就在这紧要关头,我们的杜指导员和团委书记黄成植,带头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表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震撼心灵的歌声,立即升华为巨大无比的精神力量, 犹如给我们增援了千军万马的生力军,又好似毛主席和来总司令率领百万大军来到身边!我们边唱边射击和投手相弹。日本指挥官被打死,整个战局来了个大转变。
以演唱抗日救亡歌曲慰问在战场上负伤的伤员, 既起到了娱乐的作用, 更激发着伤员们养好伤病,重上战场。战斗间歇期间,学唱一些抗战救亡歌曲是战士们主要的娱乐方式之一,又能配合部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鼓舞士气。“部队在行军休息时, 一有时间就学唱抗日歌曲,当时唱的有流亡三部曲《松花江上》《流亡曲》《复仇曲》和《五月的鲜花》等。”这是高阳县石家庄村一位老抗日战士对他在吕正操的东北军五十三军一团时的回忆。杨靖宇将军的警卫员姜德洲也提到东北抗日联军“有打仗时唱的歌,有休息时唱的歌,好多呢”。
（二）艺术升华与民族自信
从历史上看,中国近代一百多年抗击外辱的战争中多以失败结局, 那么这一次能否真的战胜敌人,驱除外辱呢？从1931年“九一八”算起,抗日的斗争持续了十四年之久,抗战时期的大规模防御作战并没有阻挡住日军侵略的进程,从1937年7月起,除了忻口战役、台儿庄战役、鲁南决战外,我军在平津战场、晋绥战场、冀鲁战场、娘子关战役、沪宁战场基本上全线战败,上海沦陷、南京沦陷、武汉失守, 16个月内丢失了冀、鲁、普、苏、皖、茬、绥等省及平、津、沪、宁、穗、汉等中心城市,再加上东北地区,沦陷区约占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一。抗日战争进入持久战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状态每况愈下, 1939年冬至1941年春的桂南战役,1941年的中条山战役,1942年的浙竞战役, 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都相当糟糕,连连惨败。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而言,自1940年8月百团大战”后, 全部的日军及伪军就开始把军事重点都压在八路军身上, 1941 年至1942年,日军在华北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一方面对根据地实施“三光”政策,一方面对抗日根据地展开疯狂的“扫荡”,使用兵力千人以上者计173 次,总使用兵力83万人。至1944年,八路军、新四军伤亡人数近40万人o。在这种情况下,要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当时诞生的数以千计的抗日救亡歌曲却并没有丝毫的悲观失望情绪,而是充满了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如1937至1938年间出现的《全面抗战》》《抗战到底》《战、战、战》《我是中国人》《黎明曲》等。“用我们的血肉和新的武器,抵抗到底。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奔腾汹涌的热血,我们有抗战到底的决心。” 1939年的《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越过山岳,越过平原》; 1940 年《团结到底》《坚决地战吧》《献给一九四一年》。1941年《秋后的蚂蚱》《胜利永远是我们》: 1942年《天快亮》《挺进吧,战友》，“咬紧牙关,奋勇战斗,艰苦困难快到尽头。胜利在招手!胜利在招手!”1943年的《坚持到最后胜利》《天亮不远》《天快明了》《意志坚又决》,还有《长期抵抗》《我们要反抗到底》等歌曲。这些歌曲充分认识到了抗战的艰难与持久性,但却用充满豪情、慷慨激昂的歌词和曲调鼓舞人们抗战到底，告诉人们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华民族。
还有一部分歌曲使人们相信,只要全国人民军队百姓团结在一起,我们是有能力、有力量战胜一切困难的。歌曲风格从悲情转向豪迈，如《团结就是力量》（卢肃，1943）强调集体力量，预示胜利信心。民歌改编作品如《南泥湾》（马可，1943）将陕北民歌曲调与生产抗战主题结合，展现自力更生的精神，增强民族自信。1943年,日军到边区抢提,实行“抢光、杀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根据地的百姓承受着异常巨大的压力,敌后正处于战斗最紧张、最残酷,生活最艰苦的困难时期。卢肃仅用了三天时间就创作出《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向着法西斯地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 ”这首歌立即在全边区广泛流传。在当时艰难的困境中,它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个听到的人,使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团结起来就是力量,在困难当中要依靠自己,坚持抗战,绝不退缩。
成千上万首抗日救亡歌曲对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周恩来曾讲到“这文化战线包括文艺、诗歌、漫画、木刻、音乐各部门, 给全民的抗战起了伟大的作用。救亡歌咏便是最明显的, 代表了大家发出了反抗的怒吼,代表了大众发出了团结的呼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毛泽东同志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对上万首抗日救亡歌曲在抗战中作用的最中肯、最贴切的评价。
方荣庆，中共普洱市思茅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对地方史和中共党史有一定研究。联系地址：思茅区过街楼44号，区政府大院区委党史研究室（政府食堂旁），邮政编码：665000，联系电话：18087992575，邮箱：smqwds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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