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流,云南省大关人,1949年解放墨江时,在云南人民自卫军一支队任直属中队长。解放后在普洱、墨江等县工作,曾任墨江中学校长、县政协委员。1988年6月病故。】
一、渡江参战
云南人民自卫军(边纵前身)主力一支队及暂编新峨支队,在克服重重困难后,于1948年12月31日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从漠沙坝胜利渡过了红河。1949年1月1日,部队在洼窖过了新年,第二天就加快速度行军,在天黑以后才赶到碧溪玉碗水。
为什么要赶路,广大战士还不知道内情。我作为司令部直属中队长,可知道了一点消息,据说墨江农民起义了,起义队伍已把墨江城包围起来了。
1月3号我们来到碧溪,墨江农民起义部队的什么“大卡柄”、“小卡柄”等等一群政工人员,在张二组的带领下到竜灰大路旁来欢迎我们。我们前一段时间之所到之处大多是新区,没有群众基础,又是处于千方百计突破敌人封锁围剿的阶段,吃不好睡不好,比较紧张。这天在竜灰却不一样,居然有如此热烈的欢迎,看到那么多亲切热情而又喜悦的面孔,使我们这些刚从丛山峻岭中钻出来的人,心里感到热乎乎的。
我们直属队被分配住在一家地主大院内,这就是现在的区政府所在地。我们许多天都没有好好洗脸,更没有洗澡,到了碧溪好象到了家一样,这才透透地洗一台。这天的伙食也大不相同,吃好几个菜,还有大肉,大家都感到挺新鲜。
这天晚上直到第二天早上,全军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摆在面前的事情是:墨江农民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浩浩荡荡起义了。他们在元江老雾山、韩家寨及新平冒合山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已经围城三天了,起义部队虽有千多人,但武器装备较差,还有不少徒手,又无作战经验。总指挥是王宗白,一个年轻标致的指挥员,党的负责人是周长庆,还有全家乐、张惠等同志。城里守军有县城防大队,有一个与自卫军为敌的“元墨剿匪大队”大队长张纯学所部,还有临时调集的民众自卫队,共约四五百人,指挥是张纯学。起义部队领导人要求主力部队协助,打下墨江城。而我们的任务与这一要求却有极大的矛盾。
打反动派,解放墨江城,怎么还会有矛盾呢,这不是叫人感到奇怪吗?这还得从头说起。云南人民自卫军于1948年11月10日解放龙武后,由于龙武紧靠玉溪、峨山,这已经是给云南反动政府沉重的一击。后来我军又分兵两路,一支队夜袭峨山,二三支队围攻石屏,虽然都因敌人援兵赶到,一支队兵临城下又放弃进攻,二三支队围攻石屏入而复出,仓卒转移,但这些军事行动都给敌人很大震动。敌人认为:游击队已不可小看,而是一支能够解放县城的强大武装了。1948年12月1日,一支队撤出龙武又北上昆阳,摆出袭取海口兵工厂的态势,这就更加惹恼了敌人。卢汉惊惊慌慌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调集国民党二十六军一部及蒙自、新平、玉溪几个专区的地方部队共约六七个团的兵力,对我进行围剿,宣称“要把余卫民匪部消灭在红河东岸”。就在这关键时刻,云南地下省委书记郑伯克同志化装成商人,到峨山找到自卫军的几位领导,传达了省委决定。要自卫军不准再到处游击,不准再暴露目标,要迅速突破封锁,到车佛南建立根据地。我们就是按省委指示,掉头南下巧渡漠沙江,来到碧溪的。如果参战,配合墨江起义部队攻打墨江城,那就违背了省委“不准暴露目标”的指示;如果不参战,那既说服不了起义部队,也说服不了自己。为了统一思想认识,全军上下就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广大战士激情高涨、斗志昂扬,他们说:“我们是来干革命的,现在‘革命’摆在面前,如果还要绕开‘革命’走,这算革什么命。”经这激烈争论,最后统一了思想,一定要打。
余卫民同志说:“打,就是要打,不打,感情上过不去。说不暴露目标,实际上已经暴露了,敌人才不去分辨‘此非余卫民部所干’。绕开革命过去是不行的。”他两手一叉腰,提高嗓子说:“坚决打,打了就走,到车佛南去建立根据地。”说到这里他又换了口气说:“但是大家必须明白,墨江起义部队已经围城三天了,估计到第七天时普洱的保三团就会赶到,如果我们参战后三天还打不下墨江城,我们就会腹背受敌,处境就非常危险,所以大家必须认真考虑,能否保证三天打下来。”于是大家又深入讨论,献策、表决心,进入了战前动员。
为了保证三天打下来,1月4日中午,参战部队的大队级以上干部都跟着余卫民同志到飞凤山、果园坡一带侦察,向各部队具体分配了出击路线和任务。新峨支队有一挺俄国半重式机枪,这是当时唯一的“重武器”。司令部分配给他们的任务是从东向西沿九叠联珠顺峰而下,由玉皇阁下中山公园再到文庙,逐一夺阵地。领导上分工,这一路是方仲伯同志指挥;一支队一二三大队分别从西南两个方向攻城。经过地形侦察和分配任务后,各队就回去作具体动员,黄昏时就投入了战斗。墨江起义部队也统一由余卫民同志指挥,并把其中战斗力较差的中队撤下来担负站岗放哨、堵口子、抓俘虏、当向导、搞后勤。
二、一鼓作气
司令部决定行动后,我们直属队按指示于4日晚饭后移往章差,刚在黄昏时进到寨子,第二次命令又叫我们向大坝推进。到了大坝,司令部通讯员又把我们领到马肺桥一户农民家挤挤促促地住下来。5号早上,余卫民同志领着他的警卫员和我一起到前沿视察。警卫员走在最前面,相距好几公尺后是余卫民,然后是我。他非常沉着,听到子弹在空中呼啸而过,就说:“不要紧,大胆前进。”听到子弹扑扑地响,他就立即命令:卧下,隐蔽。
前沿视察回来,我们都在马肺山所住地休息,唐登岷同志又把王平(李宣明)等同志叫来,听取他布置工作,我迅速记下他和余卫民口述的战斗口号。这些口号除了抄发各参战部队外,我们还到前沿利用战斗间隙向敌军宣传,进行政治瓦解。口号的内容是:“只打张纯学,不打别的人!”“我们人民子弟兵,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保护民族工商业,马四老板是我们的朋友!”【注:“马四老板”即马同恭(马敬修)回族,云南河西人。解放前在墨江开有“源馨斋”商号,是墨江的巨头商人。】“优待俘虏,缴枪不杀!”“反对征兵、征粮、征款!”“各民族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建立新政权!”……各连队都打一阵枪,喊一阵口号或者唱一阵战斗歌曲。
守敌听了喊话、听了战歌,精神上显然受到了威慑,前沿的战士清楚地听到敌人议论:“不对了,遇到大场合了,还有戴钢盔的,机关枪的声音还很多,里面还有重机枪的声音。”
5号的进展比较快,玉皇阁、中山公园已被我军占领,一支队部份中队已进到居民区,与敌人展开了巷战。敌人拼命从工事里往外射击,而且轰隆轰隆地发射着一种什么炮,尤其是夜间,火光一闪,一条红色的蛇形物就在空中飞舞,谁也不知是什么鬼名堂。但随着战斗的迅速发展,这种怪武器的秘密也就揭穿了,原来敌人在土炮里装了截断的铁链,轰隆轰隆地响,只不过壮壮胆助助威罢了。照5号的进展,看来三天攻下墨江城是没问题的,可是到了6号进展就缓慢了,敌人利用城内街巷的有利地形,构筑工事负隅顽抗,企图等待保三团的驰援。
一支队唯一的重武器——枪榴弹用上了,向国民党县府轰了几发,敌人虽然乱嚷一阵,却又很快平静下来。怎么办?反映进不去的报告越来越多,余卫民态度非常严肃,愁云笼罩了他昨天的笑脸。他和方仲伯、唐登岷等几位领导商量后,决定说:“那就用‘耗子打洞战术’吧。”他叫以分队为战斗单位,占领一家就把墙洞挖通一家,顺序向纵深发展。我迅速记下他的口述命令,然后整理成文,请他过目签名后,就叫通讯员迅速到各参战部队传达。
6号就是这么一步一步前进的,每占领一间房子都要付出极艰苦的代价,许多战士的手都为挖墙洞而打起血泡了。但我们这种“耗子打洞战术”太缓慢,这种攻坚战的打法,不利于我们在保三团赶到前打下墨江城的作战方案。唐登岷同志皱了眉说:“这样打下去,速度太慢了。”经过领导研究,决定加强政治攻势的同时,发起强大猛攻;决定放火烧一间不影响周围房屋的小木屋,给房主人100元半开的补偿。后勤主任赵品知道要烧房子的策略后,就表态说:“那就烧我家的,我家紧靠城边,对附近民房不有影响,还可免付补偿费。”当天决定把仅有的几枚枪榴弹向县政府轰击,已经靠近县政府的中队用集束手榴弹轰。决定新的战斗口号是:“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消灭他!”“敌人不投降就烧死他!”“老百姓行动起来,把反动头子交出来!”……
入夜的战斗相当激烈,一支队二大队调到西门加强进攻,司令部警卫队也参加了突击。后勤主任赵品迎着冲上来的突击部队,亲自点燃他家的房子,顿时风助火威红光冲天。敌人更加慌乱,我军趁势猛攻,墨江城上空子弹横飞,交织成红绿颜色的火网。清脆的三O三轻机枪声,破嗓门的捷克式机枪声,尖锐的三八式机枪声,沉闷的俄国半重式机枪声,以及枪榴弹、集束手榴弹的怒吼声,象风雨交加的大雷雨,千万发子弹一齐向国民党县府倾泻。在文庙负隅顽抗的敌人退下去了,敌人的最后一个高地——大坟头,也受到了直接的威胁。从东西南三方进攻的我军先头已经会师,大坟头已经孤立,最后也拿下来了。我军后续部队,在我前锋已经得手后,就自动投入了救火的战斗,火很快就扑灭了。
由于司令部警卫队已派出去参加突击,警卫司令部的任务就落在直属队肩头上。余卫民同志告诉我:“今晚敌人要突围,直属队要加强沿马肺桥一线的警戒。”我按余卫民同志的指示,分配女同志警卫住地附近,卡住通往马肺山指挥部的路口;男同志则分配到马肺桥一带加强警戒。马肺桥上有房子,容易隐蔽,就在那里布置了复哨。我刚布置好回到住地,敌人突围的信号弹就腾空而起,划破兰色的夜空,我正朝马肺桥奔去,就听到我哨兵问:“什么人?”只见从墨江城方向过来几个黑影,慌慌张张从田坝里逃走了。
深夜,唐登岷同志叫我把直属队的男同志集合起来,对我们说:“敌人已开始突围逃走,我军参战部队较多,一些新战士纪律可能差些,经研究决定,政治部男同志由大卡通〔即唐流]带领,迅速赶上去,与突击队一起进城,与各参战部队的教导员、指导员取得联系,维持纪律。要大家注意遵守以下几点:(一)一律不准进入老百姓住房内,入城部队只准在房檐下休息;(二)不准任有人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不准虐待俘虏;(四)不准损坏公物;(五)一切缴获归公。”他一边说一边把他的英造小手枪解下来递给我说:“由你去执行任务。”又对其他同志说:“同志们都要听大卡道的指挥。敌人撤退后,你们进县府先设一个临时办公室,以政治部名义写若干封条,把粮食仓库、军械库、弹药库、档案室都贴上封条,派人看守不准任何人乱动,不准随便烧毁文件资料。”
我们摸黑前进,沿着我曾经随余卫民同志到前沿视察的方向,从中山公园进入文庙,出文庙大门进入大街,刚好遇上我军一个分队,我们就合兵一路,一齐向县府冲去。到了县政府门前,又见一路戴钢盔的我军队伍往里面冲,我们快步跟上。县府已经寂无抵抗,敌人已经逃跑了。有个同志找来一盏汽灯,另一个同志找来笔和墨,我一口气写了几十条“自卫军政治部封”的封条,就一一去查封,直到五点左右才把各项工作办顺。这时我们才感到十分疲劳,又冷又饿,有个同志从厨房里抱来一捆柴,把火烧得热烘烘的,我们就围坐在火塘边迷迷糊糊地休息。
三、胜利以后
七日天刚亮,我带着几个同志到街上巡查,并向略带诧异神情、在门口张望的老百姓宣传我军的政策和纪律,他们那不放心的态度才慢慢平和下来,脸上逐渐露出了微笑。
指挥部的领导同志们都进了城,监狱打开了,一些受压迫剥削的人民被放出来了。中午,店铺大部份都大胆地开了门,市场逐激恢复了常态。下午,唐登岷同志叫政治部宣传队的同志都去准备节目,叫我带一个助手去处理俘虏。
俘虏接管处设在大坟头中学校内,各队抓到的俘虏都陆续送到那里,清点了一下共80余人,我选择了一间教室,叫战士把俘虏押进去。我对他们宣讲了全国形势和我军对待俘虏的政策,给他们解除顾虑,然后对他们说:“要参军或者要回去都由你们选择,要回家的还发给路费,开路条让你们安全的回去。”说完我另找了一间教室,把俘虏一个一个叫去询问、登记。经过了解审查,该放的都放他们走了,要参军的都留在一边,叫通讯员分别领到各大队去,处理得比较顺利。快到晚饭时却遇到难题了,一个敌军班长脑子却相当反动,公然当着我的面骂“共匪”这样那样。按照我的脾气,几次想干掉他,想想又觉得不妥忍了又忍。晚饭后我请示余卫民、唐登岷两位领导,他们说:“一个小班长,教育教育释放算了。”我忍着一肚子气说:“要放也不能在此刻放,先交警卫队看管,过些时候再说。”两位领导答应了。
俘虏处理完了,可是都没有一个大头目,我感到有点失望。经过了解才知道,反共头子张纯学已在战斗中被打死了,而国民党县长陈天一却不知去向。又过了好几天才知道他化装逃跑,到通关被擒杀了。
1月9日,除民运股同志继续深入做群众工作外,我按领导指示特地去找了一面小锣,走遍大街小巷,一边敲锣一边宣讲:“自卫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今晚上在中学球场开军民联欢晚会,请老百姓都来参加。”晚会开得很好、很热烈,老百姓到会的很多,大家欢欢喜喜庆祝墨江县城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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