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世纪20年代初，在大革命热潮及“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墨江一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最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积极投身革命洪流，发动和依靠全县各族人民群众，与反动剥削势力进行了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斗争。熊文和、陈家麟、秦树声、孙德齐、曾福光等进步青年和革命志士，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压在墨江各族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秘密创建党组织，领导全县各族人民与反动势力作斗争，1931年冬计划领导发动“冬至暴动”武装夺取县城之际，因事泄5位党组织的领导者被捕，1932年春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残忍杀害（史称“墨江五烈士”）。

五烈士功昭日月！他们为了墨江人民翻身做主而抛头颅、洒热血，为我们今天美好幸福安定的生活牺牲了年轻的生命，我们理应感恩这些革命英烈的无私付出，传承好革命英烈的精神，更要将这种革命精神根植于心、融入血脉。

——中共墨江县委党史研究室 董 健

2022年4月5日清明之际

1906年2月2日，熊文和出生在墨江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熊文和的父亲熊定品吃够了目不识丁的苦头，一心要供文和读书。到文和启蒙年龄，就携儿带女迁到县城边定居，租地种菜卖。妻子帮人纺线织布，以微薄收入，省吃俭用供文和上学读书。文和不负父母心，用功读书专心听讲，课余还帮助父母砍柴、种菜、拣粪。书读得很好，到毕业时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当时的云南省普洱第四师范学校是公费供读，渴望求学但家境贫寒的熊文和就与陈家麟等同学报考该校，于1921年被录取在第七班。在校读书期间，熊文和接触到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及《响导》、《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等传播马列主义的新书刊。认识到地主资产阶级剥削农民，过着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只有推翻这种人吃人的黑暗社会，人人才会有饭吃。特别是看到马列主义在苏联的胜利，他心理上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对现实社会的不合理性有了初步的认识，立志改革社会的思想由此而产生。熊文和与当时在校的墨江同乡卫秉礼（卫立三、卫劲夫）、陈家麟、王继周、汤全和、汤宇庄、沈光林、吴代发、金益珍等思想进步的同学组织“读书会”，经常讨论研究新文化、新思想，立志做一个社会革命者。还经常组织编演剧目，如《终身大事》、《孔雀东南飞》等，以此反对封建礼教，宣传新思想。

1926年师范毕业后，熊文和先后在大寺庙、普益社初小班任教员，他与陈家麟、杨文灿、王继周等一起经常讨论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的形势，宣传“五·四”运动，宣传爱国、民主、科学精神，编印《墨江》小报。熊文和在教学中言教身教、诲人不倦，把“五·四”运动的新思想灌输给高年级学生，与学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深得学生爱戴。

1928年2月，中共云南临时省委分配做农运工作的卫秉礼回到墨江开辟工作。卫与熊文和等老同学重逢，他讲述了从分别后经昆明到北京，考入中俄大学，参加“三·一八”游行，加入共产党，又到广州大沙头党举办的政训班学习，回云南后在昆明、蒙自开展革命的情况和全国的革命形势。文和听了很受鼓舞。不久熊文和、陈家麟经卫秉礼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人民大众和共产主义事业。1929年，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成立了地下党墨江支部，熊文和任党支部书记，领导全县的革命工作。

作为党组织的负责人，如何领导大家开展革命活动，怎样去实现社会革命?熊文和越想越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重。当时的形势是：国共合作破裂了，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捕杀共产党员。文和认为墨江县是十多个民族杂居的穷县，人民长期受着残酷的压迫剥削，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之越久其发必速。目前全国革命虽然暂时处于低潮，但革命的高潮一定会到来。文和与其他同志经常启发农民的觉悟，组织自己的武装，准备向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党员同志还进行分工，广泛开展工作，积极发动群众。

为了壮大革命力量，文和与其他同志组织“学术研究会”，吸收校内外的知识分子参加，以“研究新知识，促进新思想”为宗旨，制定《会章》，团结进步分子，打击国民党顽固分子。经过艰苦的团结教育工作，1929年又先后发展了县团防大队长孙德齐、思普殖边营上士班长曾福光、店员秦树声、小学教师王继周等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的队伍壮大了，力量增强了，党员又作了分工，陈家解负责知识界和城市贫民工作，卫秉礼负责工运工作，孙德齐负责军运工作，王继周负责农运工作，熊文和负责全面工作。能文和经常深入到桑田、团墩、白花桥、新桥、菜园、马场等村寨，帮助农民组织农会（即“穷人相帮会”），与地主阶级对抗。他经常对农民讲：“我们农民穷，穷到支锅无米下。为什么穷?田地都是农民耕的，粮食都是农民种的，但多数都被地主拿走了。不种田的人不愁吃不愁穿，种田的人饿肚子。”他还说：“苏联搞社会主义，人民大众当家作主，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情况。我们中国也要走这条路，要把所有的贫苦人都组织起来。我们要组织共产党、组织工农红军，推翻军阀地主的反动统治，日子就会好过了。”熊文和身材魁伟，面容白晰，身穿粗布蓝衣，看上去像个书生，但到农民中谈笑风生，句句说在农民的心坎上，很受农民的尊敬和信赖。

为了宣传党的主张和积蓄革命力量，熊文和与卫秉礼集资三四百元半开，在十字街口开设“文劲书店”，名上出售纸笔墨砚和日常小百货，暗中销售和借阅进步书刊。既方便群众购买日用品，又宣传了马列主义。这个铺店名义上是商店，实际是党的联络点、宣传站。熊文和以及其他同志利用公开合法的活动宣传革命思想，编演了《吹牛拍马》、《一群秋狗》等剧目在街上公演；他们还组织星期演讲会，内容多是揭露社会的黑暗及统治者的罪恶。演讲方式多种多样，群众反映很好。

熊文和生活俭朴，当了教师后也是剃个光头，身穿粗布蓝衣，赤着脚，因此得了个“赤脚大仙”的绰号。他教书的地点在大寺庙、普益社，天天从城北城南穿过街心，早上上课顺路就帮父亲挑菜到街上，下课回来又把空菜篮挑回家。课余时间，不是出去工作，就是到菜地里帮助除草、浇水。晚上时间多到附近农民家里交朋友，宣传革命道理和党的主张。贫困的家境使25岁的熊文和以及近30岁的兄长熊文兴不能娶亲。熊定品和老伴为两个儿子完婚的事很是烦闷。那时办喜事必须请客，哪来那么多的钱！还是文和有主意，他对父母说；“我和哥哥一起办，不就省钱了。”两老无钱也就认了，两兄弟的婚事一起办。1930年2月11日，上午兄娶，下午弟讨，一份钱当两份用，熊定品和老伴当然高兴极了。

熊文和的妻子李惠英，心灵手巧，跟着婆婆和嫂嫂做针线、纺纱织布，分担家务。因熊文和常到乡下工作，深夜才回家，开始李惠英很不理解，过了些日子，她看到有些人来找文和，时不时听到一些“工农革命”、“红军”、“穷苦人要团结、要组织起来”的谈话，虽然搞不清是些什么意思，但慢慢地也就理解丈夫了。每天晚上不管丈夫到什么时候回来，她边做活边等，直到文和回家才去睡。

1930年，墨江县城附近的三四十个村庄和元江县的车垤、洛戈等村的近2000农民都秘密发动起来，参加了农会，骨干有几十名。冬月的一天，来了位名叫“老蒙”的人，与卫秉礼相识。墨江党支部的负责人和老蒙在马肺山开了个会议，熊文和等同志向老蒙汇报了各方面的工作情况，并决定在埔左的墩头寨子开办训练班，由熊文和及老蒙主讲。

1931年初，熊文和与王继周到各个农会了解情况，决定召开一次党员和农会干部联席会，时间定在古历六月廿四日火把节，地点仍然是埔左墩头。这次会议决定1931年冬至节举行暴动，夺取县域，建立红色区域。会上熊文和以豪言壮语鼓励到会人员的革命斗志。

在作暴动准备之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全国轰轰烈烈地宣传抗日，组织抗日救国会。熊文和等同志参加了墨江县政府组织的抗日救国会，想利用其合法性开展自己的工作，殊不知上了敌人的当。11月22日国民党县政府在教育局召开抗日救国执委会，在会上逮捕了熊文和、陈家麟二同志，接着又捕了秦树声、孙德齐、曾福光、蓝石甲、吴忠华等革命积极分子。一连几天，小小县城昼夜戒备森严，岗哨林立。

熊文和等同志被捕的消息传到农会，会员十分气愤，个个摩拳擦掌、整装待命，准备营救，然而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营救未能实现。熊文和被捕后，国民党对他施以各种酷刑逼供，县长王滢亲自出马审讯：“你煽动民众，犯了大罪。”文和据理驳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唤起民众抗日救国，何罪之有?”“你搞共产还不认罪？”“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大政策，有什么罪！”用酷刑捞不到什么，国民党第二殖边区兼第二绥靖主任禄国藩专程从普洱赶到墨江，出来诱降，他说：“熊先生，你们搞共产，煽动民众，罪责可不轻啊！但你还年轻，只要你供出同伙，悔过自新，安份守己，我可以保你留下生命。”熊文和回答：“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共产党是杀不绝的。”国民党反动派的软硬兼施，丝毫动摇不了他的革命意志。敌人见无计可施，气极败坏，下了毒手。

1932年1月20日(古历辛未年腊月十三），惊人的敲锣声随着刺骨的寒风传来，熊文和、陈家麟、秦树声、曾福光一起被挟持在两个连中间，从县政府大门出来，沿东正街转至马店街到花冲街，又由南正街直向北门街。他们一路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二十年后再见！”唱着《国际歌》到了刑场——北门外大坟头脚下一块草地上。熊文和等在陈家麟家属事先铺好的大红毯子上盘腿而坐，他们面不改色，坦然向刽子手喊道：“开枪吧，老子二十年后来提你的头。”李惠英不顾一切，挤进人群到熊文和的身边，拉着丈夫向反动派吼道：“要杀连我一起杀吧。”李惠英被强行拖开，无情的枪声使四位烈士倒在血泊中。刽子手走到小学校门口，怕革命烈士还未死，又折回去向熊文和加了两枪。第二天孙德齐也被秘密杀害。不久，熊文和的父母、妻子由于悲哀过度，相继去世。

熊文和等同志英勇牺牲后，他的战友前仆后继，打击敌人。1949年1月7日墨江县解放，革命烈士的预言，不到20年就提前实现了。熊文和同志牺牲时年仅26岁，他短暂的一生迸射出来的革命光辉，将永远闪耀在墨江人民的心中。

〔雷恩学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