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墨江县委党史研究室

    墨江是一个以哈尼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县。由于山高坡陡，土地贫瘠，加上解放前“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人民的生活非常困苦。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墨江县的各级政权都掌握在乡保长、地主恶霸手里；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还被土司、头人把持。土匪恶霸各据山头，你争我夺，弄得人民不得安居乐业。1949年虽然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墨江的统治，人民翻身作了主人，但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土匪特务、反革命分子还很猖狂。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窥测时机进行破坏，企图推翻新生的各级人民政权。墨江县境内大大小小的土匪、地霸武装，更是到处残害人民，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为了在全国范围内肃清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土匪恶霸，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出了关于清匪反霸的一系列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党央就指出：“在解放区，还有国民党有计划地留下来的上百万土匪。除土匪外，还有相当数量暗藏的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他们勾结地主、恶霸等反革命分子，与人民为敌，采取各种方式进行破坏活动”。接着中央于1949年10月10日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通知。1950年6月6日中央又作出“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区仍有继续剿灭残余土匪的任务”的指示。当年11月毛泽东主席再次命令解放军“必须限期剿灭股匪，加速进行土改，发展地方武装和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我党我军方能取得主动，否则有陷入被动的危险”。并制定了“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结合”的剿匪方针。

    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中共墨江县委、县人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在全县范围内进行清匪反霸斗争；一是组织一元化领导的剿匪委员会；二是集中各种武装力量进行全面清匪；三是充分发动群众，在军事围剿的同时，做好政治瓦解工作。由于在剿匪中政策得当，措施得力，军民齐心合力，经过短短的几年，把嚣张一时的土匪恶霸彻底平息，呈现出各族人民团结稳定的局面，保证了各项政治运动在墨江的顺利进行。

　　一、清匪反霸斗争

    墨江的清匪反霸斗争是1950年至1951年进行的，当时虽然县、区、村三级人民政权已经建立，可是县内县外土匪非常嚣张。这些土匪勾结地主恶霸到处为非作歹，搅得百姓人心惶惶，不得安心生产。中共墨江县委、县人民政府组成了县剿匪委员会，领导全县剿匪武装对各地土匪进行清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于1951年底，除坝溜外全县各地匪患基本平息。

　　（一）县内外土匪活动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墨江县内外的股匪较多，大的股匪到几百人，小的几十人。当时县内外大的股匪主要有以下几股：

    1、曾德兴股匪。曾德兴是坝溜沙甫乡鹿角箐人，因墨江桑田人曾益三在该地有田产，常到鹿角箐收租、做买卖。曾无子，就收曾德兴为义子，作为还债。后来曾德兴从鹿角箐到桑田读书，学到一些本领，成年后娶骂尼街某氏为妻。后又到上六村，得大兴镇孙土司的赏识，又做了孙土司的女婿。1949年1月，墨江人民自卫军在主力一支队和新峨支队的支持下，解放了墨江县城。曾德兴看到国民党在墨江的统治已垮台，便纠合周顺等一群乌合之众进入坝溜，与绿春洒马杨德高、杨绍仙（杨德高妻子）等聚众为匪。这股土匪主要在洒马至坝溜一带活动，后来发展到500多人。

    2、李时股匪。李时系云南镇雄人，三十年代曾任过国民党墨江县长，被免职后到坝溜格牙、猪街一带以开办农场为名，勾结当地恶霸，搜罗国民党残渣余孽、地痞流氓，培植一支反共反人民的土匪武装。这支武装共80多人，后来与曾德兴、杨德高等联系，形成了危害坝溜、龙坝等地的大股土匪。

    3、杨德高股匪。杨德高是红河县河马人（现为绿春县），是当地少数民族的土司头人，在当地群众中有较大的号召力，有一群死心踏地为他卖命的亡命徒。杨德高从小瘫痪不能行走，主要依靠其妻杨绍仙指挥匪徒活动。1950年初我边纵部队进驻红河、坝溜时，杨德高曾被骑马区区长李铁身逮捕，关押在牛孔平掌寨，被杨绍仙集聚众匪抢出。此后，杨氏夫妇死心与人民为敌，勾结坝哈一带的土匪头子杨文才以及曾德兴等股匪，主要在红河、洒马、坝溜一带活动。这股土匪平时只几百人，战时可以蒙蔽号召当地近千人，其危害很大。

    4、张纯才、李华之、杨春荣股匪。这股土匪原是元江“卡桑皇帝”张纯学的反动武装。1948年底，墨江人民自卫军日益强大，当时的国民党墨江县长陈天一邀请张纯学部来守卫墨江县城。解放墨江的战斗中张纯学被击毙，其弟张纯才以及大队长李华之、杨春荣等人，带领残部逃回卡桑，后又被新平帽合山丁润山抄了老巢，张纯才部在元墨交界的碧溪、南溪、安定等地骚搅百姓。这股土匪后来发展到400余人。

    5、龙潭区大恶霸“戴氏五虎”。“戴氏五虎”指的是龙潭丙礼村的戴天福（字云阶）、戴天赐、戴天钖、戴洪泽、戴三麻子。解放前戴云阶曾任过国民党龙潭区区长，其家中豢养着一大群走狗，还在许多村寨培植匪徒，劫过往商人马帮，使得墨江、元江一带下坝做生意的人，一进入龙潭地界多遭抢劫，不但钱财被抢，还经常打死打伤人马。除此之外，戴家五虎在乡村里残酷欺压敲榨百姓，搞得龙潭、雅邑一带百姓提心吊胆，“谈虎色变”。1949年3月云南人民自卫军二纵队南下思普时，戴家还组织武装准备在普西桥阻击，后来知道自卫军强大才不敢妄为。自卫军驻龙潭整训时，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二纵队围剿了戴家武装，镇压了戴氏恶霸。

    6、杨继明股匪。解放前团田的杨继明纠集上百人，盘踞在镇沅县新抚区的老围街（后来划归为墨江县新抚区在墨江、镇沅交界地带骚扰。解放以后杨对抗共产党及党领导的“边纵”部队，其匪众自称“云南人民抗共军第十三支队”。1949年11月，我“边纵”部队进行围剿，经过“三打老围街”，其主力基本上消灭，但杨继明逃脱，他搜罗残部继续在新抚等地骚扰。

    7、谢兴华股匪。谢兴华是坝溜区骂尼街谢团总的儿子，谢在骂尼街拉有一定的武装，但感到人枪少应付不了人民武装的围剿，便于1951年到个旧找一个姓杨的民族头人，求其援助。杨给了50支枪让谢发展壮大力量。后来谢又并吞了奎二的武装，发展到了100多人。谢兴华股匪最后投降曾德兴、杨德高部下。

    除了上述几股土匪外，还有各地大小不等的零散土匪以及地霸武装。例如坝溜的蔡福云、马兴才、仓开发、王德明、李镇祥、张白亮、刘录高、王阿华等；红河的孙敏初、杨文才、朱阿开、白玉保、鲁玉保等；雅邑和墨江县城的地霸武装孙自安、熊金信、王治、吴启华、孙四、徐百川等；龙潭的余之营、王正昌、戴洪武等。

　　（二）成立剿匪组织

    1950年3月15日，西南局和西南军区作出《关于实行一元化剿匪斗争的指示》，在指示中强调要组织一个一元化的领导机构。遵照上级的指示，中共墨江县委于当年6月14日成立了墨江县剿匪委员会，领导全县的清匪反霸工作。按照上级“原则上书记为主任，军事首长为副主任”的指示，县剿匪委员会的主任由县委书记陈江担任，副主任由驻墨部队营长林其麟、公安局长段经武担任。剿匪委员会成员由县委、政府、驻军部队、公安以及群众团体的负责人组成，他们是：周长庆、鲁文聪、流民、孔繁生、王宗白、方知、许浒、李茂功、李会林、陈继寿。后来剿匪委员会作了调整充实，增补许浒、张世勤为副主任，增补李明寿、胡江、张壁（女）为委员。

    县剿匪委员会下设4个组：一是作战指挥组，组长林其麟，副组长张世勤；二是情报联络组，组长许浒，副组长张壁；三是政治动员组，组长方知，副组长是县农协会的宣传教育干事；四是保卫谍报组，组长胡江。

    在成立县剿匪委员会的同时，在土匪活动比较猖狂的坝溜、龙潭、雅邑、龙坝、碧溪、上白连、下白连7个区，分两个片成立了剿匪联防指挥部。坝溜、龙溜、雅邑、龙坝为一个剿匪联防指挥部，刘曙任联防指挥部主任，高滇任政委；碧溪、上白连、下白连为一个剿匪联防指挥部，全家乐（普贵忠）任联防指挥部主任，刘岩任政委。1951年底，剿匪工作的重点逐步转移到坝溜，为了加强对坝溜剿匪工作的领导，中共墨江县委在坝溜区成立了工作委员会，工作委员会书记邓子良（部队领导），副书记庞俊德（部队干部）、周华堂（县公安局副局长）、杜书生（坝溜区工委书记）。

    为确保县剿匪委员会的统一领导，发挥各支剿匪武装的积极能动作用，加强剿匪斗争的纪律，由县剿匪委员会统一制定了剿匪守则，即“七要六不准”，作为全县党政军民在剿匪中的行动准则。“七要”是：一要主动积极，顽强勇猛，不怕走夜路、爬大山，反复清剿不怕扑空，不消灭土匪誓不收兵；二要服从党委领导，遵守法令、纪律，与兄弟部队、友邻主力配合；三要做到若友邻部队、政府机关被包围时，沉着抵抗、固守待援；四要互通情报，动作一致，严密警戒，封锁消息；五要主动协助政府收税、收粮，坚决保护仓库、工厂矿山、桥梁、交通，爱护资源，节省子弹；六要人人开口宣传政策，发动群众主动剿匪；七要确实遵守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六不准”是：一是不准乱杀人、乱捕人，不准乱戴匪帽，不准吊打；二是不准没收土匪财产，不准污辱俘虏人格，不准搜腰包，不准买俘虏东西；三是不准借口火攻烧土匪房屋；四是不准调戏妇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强买强卖；五是不准接受匪特、地主恶霸贿赂引诱，不接受群众礼物，不拜认干娘，不入会门；六是不准超越国界。

    在剿匪过程中，县剿匪委员会以及各级党政军组织都按上述“七要六不准”严格约束下属，并经常检查执行情况，所以剿匪部队所到之处秋毫不犯，对俘虏及其家属也不发生污辱人格的行为，普遍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三）清匪反霸

    各级剿匪组织建立后，在中共墨江县委的统一部署下，从1950年开始全县进行清匪反霸的斗争。在清匪中，边纵九支队以及墨江县公安局、县大队等武装赴各个匪区进行剿匪；各区乡的模范队、武装民兵积极配合。经过近一年的剿匪，基本上平息了除坝溜以外的各股土匪。在剿灭土匪的同时，各地均发动人民群众斗争作恶多端的地主恶霸。这些恶霸有的被抓捕关押，有的交群众批斗后公审，有的由群众管制。

　1、公审戴氏恶霸

    1949年3月，云南人民自卫军第二纵队南下思普，驻龙潭整训。人民群众纷纷向二纵队司令部控诉戴氏恶霸的罪行。3月21日二纵队派出一个大队，前往秉礼戴家老窠捉拿戴氏诸恶霸。当自卫军还未到达秉礼前，戴云阶和戴三麻子畏罪逃跑。跑到通关被地下党领导的武装抓获，戴云阶抢夺民兵枪枝准备逃跑，在搏斗中戴被击毙，戴三麻子也被击伤送往龙潭。自卫军在秉礼活捉了戴天赐、戴天钖、戴洪泽以及戴普氏，押到龙潭街准备公审。

    二纵队组成一个“戴案审查委员会”，对戴家的罪恶行径进行审理核实，并决定3月21日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公审。公审这天龙潭街人山人海，受戴家残害的群众从各地赶来，除了龙潭区所属的乡村百姓外，还有通关、雅邑、元江、因远等地的受害者，他们背着吃米和行李从几十里、上百里以外赶来控诉戴氏恶霸。经过10多名苦主控诉后，大会表决将戴天赐、戴天钖、戴洪泽、戴三麻子4人执行枪决。

    镇压戴氏恶霸后，二纵队和当地人民群众秉礼附近的山洞里搜出戴家藏慝的枪支100多支；从戴家房子的墙里挖出银元25000元，鸦片2000多两；没收了戴家的黄牛、骡马等大牲畜110多头。

　2、活捉“山老虎”杨继明

　　杨继明匪部共300多人，1949年底经“边纵”九支队围剿后，其主力几乎被歼灭，但匪首杨继明得以逃生。杨在新抚、团田以及镇沅县境一带进行反革命活动，他们打家劫舍，袭击区、乡人民政府，曾杀害我武工队长冷起超、新抚区长李兰台等干部和人民群众。为了全歼杨继明股匪，新抚区成立了100多人的剿匪大队，配合县上武装进行军事围剿和政治瓦解。1951年春，土匪全部消灭，杨继明被活捉关押在老围街，准备次日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公审，但杨继明在狱中服毒自杀身亡。参加公审大会的群众听到杨服毒自杀后，都感到自己不得亲自斗争这个恶霸而可惜，大家把尸体拖到山坡上，用石头和木棒将尸体砸得稀烂，以解心头之恨。

　3、消灭张纯才、杨春荣匪部

    盘踞在元墨交界的张纯才、杨春荣土匪，以大黑山为老窠，经常在元江县的安定、南溪、小班碧，墨江县的碧溪、癸能一带骚扰百姓。这股土匪曾多次被我人民武装围剿打散，张纯才曾到洒马一带找杨德高、曾德兴。1952年8月，由普洱专署公安大队、墨江县公安队、元江县武工队密切配合进行围剿，经过7个月的围剿，大小战斗打了三次，击毙5人，击伤5人，俘虏5人，放下武器投降70人。缴获枪支30多支，子弹500多发，匪首杨春荣逃跑。1953年2月我部得到情报：杨春荣准备从安定经龙坝逃往坝溜，然后逃出国外。县剿匪委员会令各区武装“铁壁合围，务必歼灭”。当时龙坝区工作队武东才、胡家增等人带领民兵，在石头寨至曼婆一线严加防守，杨匪不敢进入龙坝，困在大黑山一带。后来经公安队进行搜山，杨春荣躲在荆丛中进行顽抗，还打伤公安人员，最后杨匪也被击毙，死在荆丛中。

    危害人民较大的几股土匪基本被平息，各地人民群众纷纷要求减租减息、清算恶霸地主。当时的做法是：根据人民的要求，把那些有罪恶的地主恶霸交群众揭发斗争，有的在本村斗，有的几个村联合起来召开大会斗。然后根据其罪恶大小、认罪态度，该枪毙的枪毙，该关押的关押，多数罪恶不大而认罪态度较好的，交给当地群众进行管制。在反霸期间，各地都镇压了一批恶霸，并且没收了他们的剥削资产，分给受苦受难的百姓。

　　二、坝溜剿匪始末

    坝溜位于墨江县南部，它与红河、绿春、江城县毗邻，南端又与越南人民共和国接界。在自然环境方面，坝溜山大谷深、热带雨林茂盛，易于土匪躲藏和转移。坝溜地区是以哈尼族支系布孔人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解放前除了区乡保长、地主恶霸外，许多地方还受土司头人的统治。由于地处边陲，交通闭塞，民族落后，生产条件差，所以人民的生活非常困难。在这样的条件下，容易形成地方地霸势力和占山为王的小股土匪。这些势力各踞一方，你争我夺互相倾轧，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民党的残渣余孽逐步在这里汇集，组成了以反共反人民为目的的政治土匪，他们自称“自由中国大陆反共游击队第二纵队”。这股政治土匪从1950年底开始形成到1952年消灭，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这期间给坝溜和附近区乡的人民造下的罪恶是罄竹难书的。

　　（一）“自由中国大陆反共游击队第二纵队”的形成

    从1950年下半年起，墨江县境内外的各股土匪、逃亡地霸、地痞流氓，逐步汇集到坝溜，加上原来的坝溜各地小股土匪，共几千人。这些土匪逐渐吞并，不断扩大，从原来以打家劫舍、抢劫财物为目的的土匪，演变成了反共反人民的政治土匪。

　1、坝溜土匪的形成

    坝溜土匪的形成是多方面的，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被人民武装击败后逃窜到此的各地土匪残余。上边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墨江县边缘地带有几股土匪暴乱，这些土匪被“边纵”九支队、墨江县大队、公安队以及区乡民兵痛击后，有的被打散，有的失去了地盘无处藏身，多跑到坝溜投奔曾德兴为首的政治土匪。例如龙潭区的戴洪武，二纵队端了秉礼戴家的老窝、镇压了戴氏恶霸后，漏网的戴洪武对人民政权十分怀恨，拉起部份戴家残余，杀害乡村干部，被人民武装痛击后跑到坝溜投*曾德兴。红河县坝哈的杨文才，1950年初被我县大队抓捕，送到普洱关押，其部下投奔到曾德兴、周顺匪部。元江县卡桑的张纯才残匪，被打得走投无路后，一部份跑到坝溜投*曾德兴匪部。

    二是各地逃亡的地主恶霸纷纷涌向坝溜。1951年墨江全县展开了反霸斗争和减租退押运动，贫苦农民起来清算、斗争地主恶霸。一部份地霸看到国民党的气数已尽，知道自己罪恶深重，难逃人民的斗争，于是就带起心腹逃往坝溜。例如墨江县城的周顺、吴启华、徐百川、孙四等人，看到自卫军解放了墨江县城，国民党在墨江的统治已垮台，就纠集一撮人先后逃到坝溜。雅邑区的孙自安、王治、熊金信，龙潭区的李开明、李开达、张桂生等人，都是为霸一方的地霸，在本地立不住脚，跑到坝溜投靠杨德高、曾德兴为匪。还有红河、元江等地的地霸，这些人平时以做生意为名暗地窜通，一旦有事他们很快就会聚集在一起，墨江县坝溜区是他们理想的地带。

    三是地痞流氓、社会渣滓。这些人分布面广，有的是解放前区乡保甲的爪牙（如乡丁、保丁），有的是地主恶霸的走狗、打手，有的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地痞，还有部份人因生活所迫，上山抢人的“毛贼”。这些人中虽然大部份出身贫苦，但是心狠手辣，对广大人民群众敲诈勒索，有的甚至谋财害命，杀人不眨眼。再加上建国初期群众不理解党的政策，被土匪煽动蒙蔽胁从为匪，其人数几乎达千人，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土匪队伍。

    除了上述三种人外，还有国民党部队有意留下来的武装，特务机关留下来的间谍，国民党政府机构中的续用人员，龙坝事件中被土匪放出去的在押犯等等。这些人逐渐汇集坝溜，以红河县洒马杨德高家为踞点，有的成了曾德兴、杨德高的骨干人物。

　2、曾德兴为首的反共组织的形成

    1950年初，坝溜的各股土匪各自为阵，以打家劫舍、抢劫财物为主，而这些土匪中要算洒马土司头杨德高为最大，后来曾德兴投靠杨并掌握一定权力，再加上坝哈杨文才股匪，那哈格牙李时股匪的汇合，杨德高、曾德兴有了一定的反共本钱。1950年11月，时值布孔人过年，曾德兴在洒马乡四大寨召开有元江卡桑张纯才、李华之、杨春荣，墨江城的徐百川、吴启华、李时，红河的杨德高、杨绍仙（女，杨德高之妻）、孙敏初、普增禄、白四、丁小团、刘志明、倪学善、鲁玉保等匪首参加的300余人的骨干会议。会上曾德兴大肆叫嚣反共，而且他还分析了反共的有利条件，来鼓舞到会人员的决心。他讲：“坝溜地势险要、民族复杂，粮食仓库较多，距离县城又远，共党支援不便，可作为我们的反共基地。我们现在有条件，美国出兵到朝鲜，蒋委员长在台湾要反攻大陆，共产党的兵分不过来。我们在这里反共，若国民党胜利了，我们就立下大功劳；若共产党胜利了，我们就逃往越南、老挝，反正我们有逃路”。

    会上由曾德兴提出成立“自由中国大陆反共游击队第二纵队”（有的材料称“反共救国团”），并刻有印章制有队旗，有一套较完整的组织和反共纲领。曾德兴自任团长，孙敏初、杨绍仙任副团长，徐百川任团部主任，丁小团、白常福任团部秘书，王治任军需官。周顺、白玉保、吴启华、姜汝清、倪学善任营长，王德明、蔡福元、马兴才、徐德兴、戴洪武、谢兴华等人任连长。下面还有排长、大队长、中队长、分队长等小头目。“自由中国大陆反共游击队第二纵队”的反动纲领中，明显地指出：“反对共产党，推翻各级红色政权，恢复国民党的统治”。

　　（二）曾行兴的兵力部署

    “自由中国大陆反共游击队第二纵队”组成后，坝溜一带的大小股匪纷纷投靠到曾德兴的部下，加上曾德兴等人大肆进行反共宣传，蒙蔽一部份不明真相的群众参加，所以这支政治土匪的反革命武装很快发展到2000余人。这支反革命武装打算把坝溜区作为他们的反共根据地。他们以洒马杨德高老家为反共总部，分三路进入坝溜，占据各个要害地点，其兵力部署大体是：

    一营驻六村，共有80多支步枪，两挺机枪。营长周顺，副营长张某某，军需官熊文清，连长戴洪武、张某某，还有纪天福、田德福等几个排长。

    二营驻格牙，共80多支步枪，两挺机枪。营长姜汝清，李仓海负责军需，张钖昌等人为连长，朱大甲、姚乔元、段德安、李焕宾等为排长。

    三营驻三楞，共有80多支步枪，两挺机枪。吴启华任营长，周阿保负责军需，马兴才、王德明、蔡福云为连长，黄有福、段有法、张成标、陈光云为排长。

    四营驻杨德高的老窠洒马，共有116支步枪，6挺机枪。由副团长杨绍仙兼任营长，白阿四、王信为副营长，下边连排干部不详。

    五营驻羊街，共有75支步枪，两支冲锋枪和两挺机枪。营长倪学善，军需官卢文候，连长王保兴、张大，张正荣等人为排长。

　　（三）坝溜土匪所造下的罪行

　1、在坝溜境内犯下的罪行

    1949年底至1950年初，坝溜先后建立了区人民政府和村民人政府，同时成立了农会、民兵、青年、妇女等群众团体的组织。曾德兴等土匪头目对新生政权恨之入骨，准备摧毁这些组织。这时我剿匪部队因边境残匪骚扰另有任务，一部份队伍撤出坝溜，曾匪认为时机已到，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勾结坝溜各地的地霸武装，对坝溜进行大举进攻。曾德兴亲自督战，土匪分两路向坝溜逼近，一路从厄尼进入，另一路从广丰进入，一东一西把坝溜包围住。占领了厄尼、哈布孔、常寨、联珠、骂尼、广丰、巴豆等村。据有关材料记载，当时坝溜有17个乡，有14个乡不同程度地受到土匪的破坏。土匪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严重地危害人民的生命和国家的财产。我方许多基层干部和民兵以及积极分子，不少人被土匪打死打伤，有的成了终身残废。解放军以及地方武装的个别战士被俘虏后活活刺死，把尸体抛入河中。土匪为了阻止我军进入，把泗南江上的藤桥砍断。至于人民群众和国家财产所受的损失，无法统计。

　2、攻打龙坝区政府。

    1951年全县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龙坝区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当年6月1日有3名在押犯越狱逃跑，跑到格牙、依玛一带向李时、周顺报信，并提供了龙坝区政府的一些情况。李时、周顺经过策划，决定在6月4日偷袭龙坝区政府。6月3日李时、周顺聚集上百人的土匪武装，携带4挺机枪、60余支步枪从格牙、依玛出发。土匪分兵三路：一路到猛里，一路到竜宾，这两路主要去抢粮食。第三路共60人到龙坝区政府石头寨。6月4日清晨李时匪徒到石头寨后，将整个村子包围起来，两挺机枪架在村边的小山包上，对准区政府大门口，两挺架在村脚对准村边的路口和水田。

    由于龙坝区政府的领导和职工麻痹大意，既不侦察了解土匪的活动情况，又不派人站岗放哨，因此土匪进入石头寨并包围了村子后无人知道。正当土匪包围区政府时，被村里的农民李子明发觉，他绕道跑向区政府报告。见到院内无人就大声喊：“土匪来了，快跑”。这时区政府干部才起床，听到喊声有的半信半疑，有的急忙拉起枪各自逃命，乱轰轰地无人组织抵抗。干部们有的跑到农民家中躲藏，有的提着枪在小巷道跑，有的三三两两边打枪边退，有些当地干部化装成农民，抬起农具假扮出工劳动往村外走。总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当天下午两点，中共墨江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才得到情报，急忙派出驻墨江部队以及县大队、县公安队，轻装前往石头寨剿匪，当下午5点多钟到达石头寨时，土匪早已逃之夭夭。部队沿着土匪逃走的猛里、竜宾方向追去，但因土匪中午左右逃走，前后相隔4个多钟头，所以没有追上。

    在龙坝事件中，我方的损失是惨重的，一是被土匪打死、杀害干部群众14人，其中有该区人民法庭审判员王如安，治安员谢德荣，工作队员刘干清，交通员李绍清，农协会主席金正学，财粮委员唐顺富，一村村长张富元，二村村长王家庆。他们有的逃跑时被打死，有的跑入水田被机枪射死，有的被土匪俘虏后拉到村后用刺刀杀死。二是少数干部被土匪打伤，例如区委委员、工作队长尚立旺，在对匪还击中受了伤，文教助理员张岗，跑到一家人家躲藏时被打伤。三是被土匪掠走步枪7支，公粮20余石（约2500斤），公款1000多元（银元）。四是土匪攻入区政府后，放走了关押在石头寨的80多个犯人，这些人中除了个别人外都跟着李时为匪去了。还有人民群众财物的损失，区政府机密文件等等的被劫，房屋的破坏也很严重。经过此次浩劫，当地群众的情绪非常低落，他们害怕土匪再来时受迫害，因此不敢接近工作同志，不敢反映情况，给发动群众一时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龙坝事件以后，中共墨江县委对事件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认为造成事件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阶级敌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各地恶霸地主勾结土匪特务，妄想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二方面我们的干部群众警惕性差，太平观念严重，致使匪徒长驱百里而无人知晓，无人通报，撤退时也无民兵阻击。县委即刻向全县发出通报，向各级组织提出：①在干部群众中深入开展敌特教育，克服太平观念；②组织精干可靠的武装民兵，加强站岗盘查，搞好情报工作；③对各地在押的主要犯人要严加管理，重要案犯送交县上关押；④加强内部保密、外部侦察工作；⑤对主要仓库、桥梁等要加强保护。

　　（四）剿匪斗争

    为了干净彻底地剿平坝溜一带的土匪，早日给当地人民解除匪特危害，中共墨江县委、县人民政府、解放军驻思普部队，派出了剿匪武装进行不停顿的剿匪。早在1950年2月，墨江县大队随同建政工作队进驻坝溜，一边建政一边剿匪。从当年5月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派出115团、116团、蒙自基干一团、宁洱边防一团的部份营连，进驻坝溜轮换剿匪。另外，坝溜、雅邑、龙潭、龙坝等区的基干队（模范队）也参加剿匪，各地还组织了武装民兵浩浩荡荡地开往坝溜，投入了剿匪斗争。民兵中有的人因无枪支，抬斧头、钐刀、长刀参战，各式各样应有尽有。1951年至1952年间，墨江县南部各地形成了剿灭土匪的人民战争。没有得去坝溜参战的民兵，都组织起来站岗放哨，盘查行人，防止敌人到处逃窜。

    在剿匪斗争中，我方一直坚持“广泛依靠和发动群众，在军事围剿的同时进行政治瓦解”的剿匪方针。

　1、军事围剿

    在县剿匪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参加剿匪的各武装部队及广大民兵，不怕劳累，不怕牺牲，奋勇作战，在当地人民和政府的协助下，两年来歼灭了大大小小的股匪。但是由于坝溜地势地物复杂，多数土匪又是当地人，山川人情熟悉，加上不少群众受了反动派的威胁、蒙蔽，有的包庇窝藏土匪，有的还为土匪提供情报，因此加大了剿匪的难度。而土匪也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战法，大军一到就跑得无影无踪，大军一走就出来捣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形成了“拉锯式”的战斗。

    在军事围剿中，据当事人回忆，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次战斗：

    1950年7月，解放军某团营长陈会林，连长张善官，指导员赵小锁的带领下，加上坝溜基干队20人枪，夜奔洒马袭击杨德高匪窠。当天杨德高外出，其妻杨绍仙带领20余匪抵抗。经过一场战斗，毙敌2人，俘敌6人，我方牺牲了3名。

    当年7月20日，我部得悉匪首周顺带领陈才保、鲁玉保、李开先等小股土匪，自称“反共救国军”进犯哈布孔，并在七星街、凤凰寨一带设卡布防。我方派出李文治等人进行侦察，摸清敌人情况。8月1日我部分兵三路，出奇不意地向敌人进行包抄，一路直插七星街，一路堵截凤凰寨，其余包抄踞守山头的土匪。8月3日部队包抄完成，一发红色信号弹升空，顿时机枪、步枪齐射，颗颗手榴弹在敌人中间爆炸，打得匪徒丢手断脚、脑袋开花。这一仗给予敌人严重的打击，周顺等匪首带着残匪逃向洒马。

    1951年7月1日，这天浓雾笼罩着骂尼街（区政府所在地），周顺、吴启华等100余匪围攻骂尼街区政府。驻骂尼街警卫营以少数兵力正面还击，牵制敌人，多数兵力迂回到敌后进攻敌人。经过几小时的战斗，周顺、吴启华等丢下4具尸体和十多个伤兵逃走了。我方受伤3人。

    1951年下半年，进入坝溜剿匪力量有了增强，某部一连从龙坝向坝溜推进，对驻扎在格牙、依玛的李时匪部先后发起几次袭击。东面由蒙自基干团的三营八连，从红河县进入坝溜围剿厄尼一带的土匪。南面有宁洱边防团一连在江城到嘉禾一带防守，先后5次进入坝溜剿匪。这个时候对坝溜之匪形成了三面包围的势态。

    剿匪委员会得到格牙、依玛、广丰等地群众的报告，7月3日三股土匪从不同的方向进犯坝溜：一股从格牙、依玛向联珠一带进犯；一股由杨绍仙带领攻占哈布孔村；一股是驻扎在广丰村的土匪准备进犯窑房。三股土匪共400多人。还有一股约80多人的土匪进犯克施。剿匪委员会组织了包括警卫营在内的200多人枪，还有雅邑区的70多个武装民兵，首先对克施的匪徒进行连夜袭击，拂晓发起攻击。10点左右广丰土匪分两路来援助克施，有一路被我击退。战斗持续到中午，敌仍未退，我方采取火攻和挖墙洞射击，到日落敌人渐渐招架不住而撤退，我方攻占克施。此次击毙敌人6人，伤4人，我方受伤一个民兵。从克施返回时正遇上周顺100多匪徒，我方占据制高点击退了敌人，毙敌4人，打伤数人，还缴了一面“自由中国大陆反共游击队第二纵队”的队旗。我方伤亡3人。

    除了上面记述的几次战斗外，还有许多大小不等的剿匪战斗，但因无文字记述，其详细经过难以叙述。到1952年，曾德兴的反共主力基本上被摧垮，惶惶不可终日。

　2、开展政治攻势。

    1951年8月，县剿匪委员会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剿匪的指示，主要精神是：“军事围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结合”的方针。强调对匪徒要“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以及“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争取下层，打击孤立上层”的斗争策略。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坝溜剿匪中，军事围剿的同时采取了政治瓦解工作。剿匪部队进入坝溜以后，不但是战斗队，而且是工作队、生产队，他们深入群众以及匪徒的亲属中，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有时还帮助群众生产劳动，和群众建立起密切的军民关系。通过一番工作，大部份群众积极主动地为部队做事，送粮送菜送情报。有的匪属托人给为匪的亲人写信、带口信，要他们弃暗投明，政府会给予宽大。部队中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虐待俘虏，相反对俘虏还给予优待。通过一系列的工作，从1951年下半年起，土匪阵营中开始分化瓦解，有的拖枪投诚，有的开小差跑回家，最后个别匪首提出向剿匪部队求和。

    1950年12月，县大队在进剿大角马、峰饼山战斗中，俘虏了鲁玉保部下20多个匪徒，这批俘虏送进县城后，进行了十多天的政策、形势教育，然后放他们回家。发给他们衣服、盐巴、农具以及回家的路费。这批人回去以后，在坝溜产生了较大影响。匪部中的不少匪徒产生了动摇思想。

    1951年11月，解放军郭振邦率部进剿牛窝、小阿巴残匪，县大队进驻戛坡梁子，对敌实行包围。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匪首杨德高、白常福等人代笔写请降书。剿匪部队看出了其中的欺诈，作好了两手准备，一边谈判一边到东沙一带防守。杨德高派白常福来谈判，然后白带回我方的《十项公告》。虽然这次谈判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十项公告》却起到了很大作用，不久李阿波、白四、陈才保等小股匪首开始投降，而杨德高则溜走了。

    1952年5月，“自由中国大陆反共游击队第二纵队”气数已尽，曾德兴、周顺、徐百川等匪首也无法混下去了，带着100余人经二甫逃入越南。杨德高看看大势已去，再次派白常福等人到东沙解放军办事处投降，并写了“今后不再反共”的决心，摘下了“反共救国”的肩章。10月杨德高夫妇交出步枪16支、卡柄枪2支；罗福成、刘定祥等人交出步枪十多支来投降。后来蒙自专员公署、红河县人民政府任命杨德高为民委委员、洒马乡乡长，任命杨绍仙为洒马乡副乡长，白常福为文书，还邀请杨德高等人到蒙自参加国庆大会。此后杨的部下匪徒陆续向我投诚。

    1952年底坝溜开始进行缓冲区土地改革，杨德高、杨绍仙等人不理解政策，害怕斗争。加上当时在该地搞土改的负责人王绍堂违背缓冲区和平土改的政策，致使“两杨”带领40多人逃往国外。后来经过一番工作，跟随外逃的李正祥、朱阿荣、李忠明等20余人携带机枪、步枪和子弹回国投诚。

　（五）剿平坝溜土匪

    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对盘踞坝溜各地的土匪进行了全面的清剿，到1952年基本上剿灭，经历两年多的时间。两年多来，各剿匪部队、民兵武装，在县剿匪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下，始终坚持了“军事围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结合”这样一条剿匪方针，人民武装的干部、战士，在作战时勇猛善战，不怕流血牺牲；平时深入群众，做各种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包括土匪亲属的思想工作。军队同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建立起深厚的阶级感情。在这种精神感情下，剿匪部队所到之处，到得到各基层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人民群众送饭送水送菜，给部队送情报。匪属也教育自己为匪的亲人早日悔过自新、弃暗投明。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的“人民战争”。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敌人无藏身之地，到处挨打，寸步难行，最终逃不脱被消灭的命运。

    到1952年5月，曾德兴、周顺、徐百川等匪首逃往越南，接着杨德高夫妇等人向解放军投降，大股的土匪基本平息，小股土匪及零星散匪也相继投降，有的匪徒放下武器跑回家后，向当地政府悔过自新。从此在坝溜全境内基本上扫清了匪患。据当时负责剿匪的领导人回忆，在坝溜剿匪的全过程中，共击毙土匪160多人，击伤土匪130多人，俘虏匪徒和争取自新无计其数。

    在坝溜剿匪中，人民群众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首先是坝溜人民，由于土匪的骚扰，土地荒芜，人民生活非常困难，在对敌作战中有不少民兵伤亡，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被吊打，有的献出了生命，有的终身残废。据统计民兵牺牲32人，被俘5人，群众牺牲3人，伤残若干人。粮食物资损失惨重，据不完全统计，被匪拉走的牛1000多头，马、羊110只，烧毁民房100多间，抢劫仓库11间，背走粮食15万多斤，抢走民兵枪支32支，子弹600多发，其它什物家具无计其数。其次是雅邑、龙潭（包括现在的文武、鱼塘）、龙坝等地的人民群众，也受到一定的土匪残害及损失，他们在坝溜剿匪中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些区都组织了一定数量的武装民兵，开往坝溜参加剿匪，其中有的献出了生命，有的负伤流了血。在物质上，各区人民对坝溜剿匪也作出了很大的支援。

    在坝溜剿匪战斗中，中国人民解放军、边纵九支队、墨江县大队、县公安局等人民武装，共牺牲了37人，受伤8人。这些烈士为了人民的幸福安康，为了巩固红色政权，永远青山埋忠骨。为缅怀革命烈士，中共墨江县委、县人民政府、县农会于1953年在骂尼街立了“烈士纪念碑”，烈士们的英名永刻在纪念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