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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支队的文艺宣传工作


来源:普洱党史 时间:2008/4/23 点击:12938

杨群

九支队是一支能文能武,有一定文化素质,善于用文艺教育提高部队,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队伍。

一、        领导重视,紧紧把握文艺宣传的正确方向

“边纵”九支队(包括原云南人民自卫军、云南人民讨蒋自卫军二纵队、普光部队、迤南边区人民自卫军第一支队)的领导,都是经过地下斗争的严峻考验,或在延安接受过系统的政治军事教育,有较高政治文化素质的知识分子。为了把部队建设成一支党领导下的有高度政治党悟和严格的组织纪律的人民军队,他们十分重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并把文艺宣传作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他们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针,“使文艺工作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组成部分,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坚持为人民服务、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方向,发挥文艺宣传的战斗性、群众性,形成人人喜爱个个参与的群众文化活动。

每支队伍组成后,领导都要指定工作能力强又有一定文化的政工干部负责文艺宣传工作。条件具备就成立十多人至几十人的政工队(艺工队、艺宣队)。部队活动到哪里,文艺宣传就活跃到哪里,部队发展壮大,文艺宣传队伍也随着发展壮大。

一些领导同志不仅是文化艺术工作的领导者、组织者,也是创作者、参与者。余卫民、袁用之、唐登岷、丁怡、杜军、王天翔、廖学民等同志,都亲自创作改编歌曲、话报剧,参加指导排练和演出。余卫民就是一位多产的作者,他政编创作的歌曲,很受战士和群众欢迎,至今还在战友和群众中传唱。正是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和身体力行,保证了九支队文艺宣传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搞得有声有色,丰富多彩。

二、        政工队是开展文艺宣传工作的骨干力量。

九支队有一大批来自昆明、建水、石屏、墨江、宁洱、景谷、澜沧、缅宁(临沧)等地的大、中学校的学生。他们经历过历次爱国学生民主运动的锻炼,接受过比较系统的革命理论教育,许多人会写会讲、能歌善舞,有宣传鼓动的才能,被安排做文艺宣传工作。这一大批年轻的知识分子,自觉自愿地从白色恐怖笼罩的国民党统治区离开家走出学校,投身到武装斗争中,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参军后,经受了艰苦生活的磨练,闯“三关”(行军、生活、战斗),思想得到解放,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成为部队里十分活跃的朝气蓬勃的群体,成为战士和群众都欢迎的人。

原自卫军三支队政工队的20多人在石屏县邑北孔遭遇战中和大部队失去联系,部队里从上到下都焦虑不安。而当他们突出重围在邓耳村归队时,指战员涌向山村的路边和土礃房上,像欢迎久别重逢的亲人。掌声和欢呼声响彻山寨。

二纵队十一支队(原迤南边区人民自卫军一支队)组建了30多人的艺宣队。支队政委王天翔还为艺宣队编写了《缅宁解放前夕》《解放以后》的话剧。艺宣队活跃在澜沧、缅宁等地。队员们身背背包,手提锣鼓、乐器,深入山区村寨,写标语、作演讲,教唱革命歌曲,组织篝火晚会,演出文艺节目,宣传发动群众,密切军民关系,每场演出后,群众都恋恋不舍,许多村寨挽留艺宣队多住几天多演几场。

二纵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九支队后,成立了专业的政工队。政工队担负起司令部、警卫队的文化教育工作;宁洱县工、商、妇群众团体的政治宣传工作,到附近村寨开展文艺宣传演出;收集民歌和民间舞蹈;还承担着举行重大集会时的会场布置、会议前后的文艺宣传等。

这样一批活跃在部队里的文艺工作者,为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文艺宣传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也在部队的工作中得到锻炼提高。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产后,成为专业的文艺工作者,有的在文化行政部门担任领导工作,继续为云南民族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三、        唱革命歌曲是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和宣传发动群众的重要形式

边纵九支队大多数战士参军前是农民和矿工。他们对统治阶级和反动政府的剥削压迫有很深的仇恨,纯朴、勇敢,但普遍文化低。加上游击战争的环境,战斗频繁,天天行军,流动性大,很难进行系统的正规教育。在这种条件下,运用文艺形式对部队进行教育和宣传发动群众,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教唱革命歌曲是最为广大指战员和群众所喜爱、非常有效的教育方法。当时教唱的歌曲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从延安和解放区传来,城市民主运动中带来的歌曲;二是改编歌曲,用群众熟悉的曲调,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流传广,群众喜爱的曲调填上新词;三是结合部队各个时期的形势和任务创作的歌曲。

通过教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像太阳》等歌曲。使大家懂得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各族人民翻身求解放的政党,“边纵”是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只有热爱党,听党的话,听党指挥才能无往不胜。教唱《农家苦》、《全凤子开红花》、《反三征》等,激发对反动统治阶级的仇恨,树立推翻“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翻身求解放的坚定信念。教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自救军进行曲》等,使大家懂得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必须牢记自觉遵守的纪律。教唱《满三娘劳军》、“朱大嫂送鸡蛋“等,使大家把人民军队为人民,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条心才能克敌制胜的道理深深铭刻在心里。

猪街伏击战是建军初期一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全歼敌人,壮大自己的典型战例。战后,丁怡创作的《猪街伏击战》,立即在部队中传唱,鼓舞了指战员的斗志,树立起不畏强敌,勇于战斗,敢于胜利的信心。

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和发展,九支队革命歌曲的创作活动更加活跃。余卫民创作的《我们的队伍永远打不垮》、《快快建立根据地》、《挖蒋根》等歌曲是战士们爱唱的歌,鼓舞着部队满怀信心,去夺取新的胜利。赵文(袁用之)作词,余卫民谱曲的《百万雄师下江南》,唱出了指战员歌颂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迎接云南解放的豪情。在反分袭斗争中丁怡作的《打倒四个坏东西》,《团结颂》等唱出了大家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心声,有力地配合了反分裂斗争。昆明保卫战后谷青创作了《庆祝昆明解放》,阻击蒋军残部迎接野战大军时高良、丁怡创作了“阻击残匪”、“向解放大军学习”等。这些歌曲传唱,有力地配合了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可以说每一首歌就是一堂生动的政治课。歌曲朗朗上口,易学易记,行军途中、宿营地、篝火晚会、出发前……处处可以听到部队嘹亮的歌声,唱革命歌曲成为部队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九支队的指战员,人人爱唱歌,会唱歌。唱革命歌曲使大家懂得了革命道理,认清形势,明确奋斗目标,增强团结,活跃了部队文化生活。尽管游击战争的环境很艰苦,但这支队伍始终充满了革命的朝气。

滇南和思普区,不仅革命战士爱唱歌,群众也爱唱。部队走到哪里就把革命歌声带到哪里。部队走了,革命歌声留下了,继续在群众中传唱。

四、        运用内容丰富有地方民族特色的文艺节目发动群众

滇南游击战争和思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离不开各族人民的支待。宣传、发动、组织群众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建军初期,群众不了解我们,部队每到一个村镇,政工队员们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敲起锣鼓,唱起歌,走到学校的操场或打谷场上,群众很快被吸引拢来,在熊熊燃烧的篝火照明下,军民联欢晚会开始了。先由一个同志讲话(有时是领导同志亲自讲),讲形势,讲政策,讲部队的性质、任务、纪律,然后唱歌,齐唱、独唱,还有连队之间、军民之间互相“拉歌”。歌声此起彼伏,响彻村寨。接着演出节目。经常演出的节目,《五里亭》是昆明爱国学生运动中常演的小花灯,部队演出时增添了新内容,当人们看到万恶的乡保长捆绑鞭打青年农民、调戏来追赶的妻女时,群情激愤;而当看到自卫军赶来解救受苦的群众,严惩反动乡保长时,全场热烈鼓掌叫好。《小放牛》把一个牧童和村姑嬉戏的小戏改编为牧童站岗放哨,“盘查”村姑、防*肃特的新戏,常常赢得满堂喝彩,满场笑声。舞蹈家胡宗澧创作编导的《他们不要瞎子去当兵》,表现一位老大妈为了不让儿子去当炮灰,狠心刺瞎独生子眼睛的悲剧,激起广大群众的强烈共鸣和“反三征”的强烈要求。《满三娘》原来是滇南地区流传甚广的彝族歌舞,描述满三娘拿着花鞋去看亲家的情景,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唐登岷把词改成慰劳凯旋归来的自卫军,题为《满三娘劳军》,呕歌各族人民热爱子弟兵,支特部队打胜仗的鱼水深情。这些节目以其贴近生活的内容,浓郁的民族特色,清新质朴的表演,成为深受群众欢迎每场必演的保留节目。解放初期,《满三娘劳军》还登上了昆明、北京的舞台,获得好评。

有时还演出根据战斗生活中的题材和斗争任务的需要创作的活报剧,如《麻布口袋》、《打倒戴家五虎》、《锄*》、《申冤》等,由于针对性强,演出效果也很好。

有一次,三支队开进石屏县鸭子坝的一个小山村,政工队的女同志被安排住在一位老大妈家。老大妈唯一的儿子早年被国民党拉去当壮丁,至今杳无音信,女同志住进她家时,她一言不发,用怀疑的目光注视着这群女兵。后来,她一连几天晚上去看政工队演出,政工队的同志每天为她打扫卫生、挑水、背柴,她的目光变得慈祥可亲了。晚上天冷,她轻手轻脚地到火塘边添柴火。一早把刚煮熟的红薯送到每个同志的手中。队伍离开村寨时,她一直把政工队送到村头,直看着同志们远去。

1948年12月1日,自卫军二、三支队联合攻打滇南重镇石屏县城。战斗打响后,在城边红土坡上待命的政工队接到跑步进城的命令。登上城门,支队长神色严峻地说:“你们的任务是立即发动群众,让伤员得到救治,让指战员吃上饭”。看着躺在城楼地上呻吟的伤员,正在坚持战斗十分疲惫的战友们,大家心急如焚。这时,城里枪声阵阵,街上空无一人,家家关门闭户,看不见一点灯光。怎么办?政工队队长陈平大姐提出“用歌声叩开乡亲的大门”。在战火硝烟中,歌声伴着枪声飞进城里。“青天呀兰天这样兰的天,这是什么人的队伍上前线,老乡呀老乡听分明,这是解放人民的自卫军,自卫军呀爱护老百姓,老百姓呀也要爱护自卫军”……我们放声歌唱,一支接着一支,越唱越有劲。终于创造了奇迹,街边紧闭的大门吱呀吱呀地打开了。当群众确认是自卫军攻城,知道自卫军缺饭菜缺医药。很快,一担担热气腾腾的大米饭和咸菜送到阵地上,当地的医生也赶来救治伤员。

1949年春节,部队集结在元江县因远坝整编为云南人民讨蒋自卫军二纵队。原三支队驻在一个白族聚居的小山村一沙埔。刚进村时,群众都躲得远远的。政工队就在村子中的空场上敲响锣鼓,唱歌、演戏,群众慢慢*拢来,我们就宣传部队的性质、任务、纪律,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又挨家挨户去做好事,群众不再害怕,和同志们越来越亲。春节开军民联欢篝火晚会时,白族姐妹拿出她们的新衣,让政工队员穿着去演出。当一队身着白族服装的女兵进场表演时,全场热烈鼓掌。大家说:“真正像我们白族的子弟兵”。

五、        九支队文艺宣传上了一个新台阶

二纵队进入宁洱后,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1949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纵队政工队自己创作演出了大型歌舞朗诵剧《新中国的母亲》,选了21支大家熟悉的歌曲,以《百万雄师下江南》为该剧主题曲。用朗诵、歌舞、化妆表演串起来,表现中国共产党28年领导全国人民浴血奋战的艰苦历程,呕歌革命先烈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表达“边纵”战士誓将革命进行到底、迎接解放大军解放全云南的决心。全剧共抽调政治部直属队,司令部警卫队和干校青干班的155位同志参加演出。这是九支队参演人数最多,阵容最强的一次演出。尽管演出条件很差,没有舞台灯光照明,没有扩音设备。但全体演职人员以高昂的热情,认真的态度投入演出,司令员余卫民亲自持抽调演员,多次到现场指导排练,演出时还买了鸡蛋让朗诵的同志润喉,鼓舞了全体演职员。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大家说:“司令员是我们这场演出的总导演”。

九支队政工队演出大型歌剧《白毛女》,标志着九支队的文艺宣传工作登上了一个新台阶。布景、道具、服装、灯光、化妆、效果、音乐、美术等都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自己设计,自己动手制作。这台剧组织了近百人参加,这样大型的舞台演出在宁洱县城是前所未有的。这部戏在宁洱、磨黑先后演出了十几场,还为野战大军和九支队会师,为追歼残敌的南下部队演出专场,有力地配合了阻匪迎军,减租退押、平息叛乱和部队的诉苦教育。

剧中扮演喜儿上半场的李贞,当时其父刘昆府同志在景谷遇害。她在极度悲痛中,成功地塑造了喜儿的真实感人形象。她说:“我的父亲被恶霸李希哲残杀了,剧中的父亲杨白劳被地主黄世仁逼死了,两个父亲的遭遇集中在我这个女儿身上,我的感情完全融化在真实的悲痛中”。成功的演出,使台上台下啜泣之声不停,有的观众甚至忘记了是在“看戏”,对台上的黄世仁发出了悲愤的怒吼,有位战士甚至冲上台去打黄世仁,让扮演黄世仁的演员张白虚惊一场。《白毛女》为“边纵”九支队的文艺宣传工作划上了一个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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