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长达近300年之久的清朝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3月，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摇身变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建立起反动的军阀政权。1916年，张勋复辟，军阀混战，中国处在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独裁统治之下。

1919年，北洋军阀政府在帝国主义的操纵下，不顾国人的强烈反对，竞然准备在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上签字。消息传出，举国愤怒。5月4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举行游行示威，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等口号。运动很快向全国发展，进而全国举行大规模罢工运动。军阀政府迫于广大人民的压力，宣布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取得重大胜利。

五四运动的浪潮把一批进步刊物卷进宁洱，唤醒了远在祖国边疆的一批进步学生，这批进步学生最先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宁洱传播的先河。

一、新文化运动在宁洱的兴起

1913年，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的先进分子猛烈抨击封建的旧思想、旧道德、旧观念，宣传民主和科学。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五四运动促使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封建思想受到进一步打击，许多先进分子由信仰民主主义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

辛亥革命后，当时的宁洱显得很平静，还没有发生改朝换代后那种深层次的变化。驻宁洱的清朝总兵（官）虽然宣布“反正”，但也只是把官衔换了个名称，剪掉头上的辫子，脱掉清朝官吏的補服，降下龙旗，挂上五色旗，封建社会的思想意识并未触动，仍然根深蒂固。五四运动期间，全国许多城市，包括省内的昆明和一些地方都积极响应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但由于地处边远、消息闭塞，宁洱对这场波及全国、影响深远的爱国运动却没有什么反应。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各种进步刊物从学校这个渠道传到云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宁洱才知道这次全国性的学生爱国运动。

云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是辛亥革命后，云南当局为兴办教育而在宁洱开办的一所学校，招收普洱所属各县的高小毕业生，学制五年，校内各种教学设备较为完备，还有一间日式理化教室，比之清朝教育有了较大进步。但是校长思想守旧，国文教员大多是清朝的举人贡生；尤其是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实行专制独裁，复辟帝制，诬蔑辛亥革命以来“纲常沦弃，人欲横流，几成为土匪禽兽之国”，命令全国“尊崇孔圣”，教育部按袁世凯的旨意颁行教育法规，规定师范学校每周增设两节“四书”课。第四师范学校的经学课由各班国文教师兼任，作文概用文言，学校提倡的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封建礼教。校内虽有图书室，但图书不借给学生看，只供老师参阅，仅有的两份报纸, 成了校长室内的摆设，学生的思想受着巨大禁锢。五四运动后，《新青年》、《新潮》、《向导》和云南省学联创办的《学生爱国会周刊》等进步刊物逐渐传入第四师范学校。起初是在一些学生中传看，后来，读者渐渐多了起来，并引起进步学生的重视，特别是报上登载的国家大事，震撼着他们的思想，他们交换各自对国家大事和时局的看法，1921年，这批进步学生相约组成“学生读书会”，参加的有四班学生张乃猷、邹荣光、胡德富;五班学生卫秉礼，六班学生杨正元、张家兴;七班学生熊文和、陈家麟等人。“学生读书会”向上海订购多种进步书刊，互相学习、互相交流、共同提高认识,他们在学习中看到了中国的现实：当时的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强迫下，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得了许多政治、经济和特权，操纵着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中国被各派军阀统治着，军阀们各霸一方，各有帝国主义作靠山，连年不断地混战；在祖国大地上贪官污吏横行乡里，地主恶霸剥削敲诈，盗匪盈野，广大人民群众在饥寒线上挣扎。“学生读书会”的同学被祖国的命运、百姓的命运,激起了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萌发了变革社会的思想。当时的旧中国，各种思潮起伏，有主张无政府主义的，有主张好人政府的，有主张读书救国、实业救国的，形形色色。读书会的同学经过多次的讨论、交流比较，最后统一到了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理论上，认识到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然而，在中国怎样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他们自己该怎么办？这些问题对这批进步学生来说是茫然的。但是，读书会的同学懂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变革社会当变革自己面对的现实腐朽的东西。1922年，他们用白话进行作文，表示要大众化，在校内打赤脚，表示要接近工农，用字纸做手纸，表示对旧礼教的蔑视，他们的行动受到了守旧势力的攻击。校长斥责他们离经叛道，污辱圣贤，不为人师表。六班国文教师张萼楼对进步学生的做法十分仇视，在批改作业时，凡用白话作文的均批上刻毒批语；部分学生对读书会的同学做法也不理解，常发生新旧思想的矛盾冲突,矛盾最终导致激化。一天在六班的经学课上，国文教师讲授孔孟伦理学说，被杨正元起而反驳：孔孟尊君的伦理学说，是封建王朝的统治工具，与民主制度相对立。进步学生的积愤爆发出来，全班同学推举杨正元为代表，向校方请求撤换张萼楼。校方不仅不准，反而将为首的杨正元、张家兴、陈大文开除学籍，于是引起全班学生罢课抗议。因读书会的成员分布在各班，一经发动，各班学生一致声援罢课，爆发了宁洱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学潮。学潮期间，读书会的同学将进步刊物上刊载的文章，到处散发，奔走宣传，许多同学受到启发，一些同学摆脱了旧思想的束缚，学潮向深层次发展。校方被迫辞退张萼楼，把杨正元等三名学生改作退学处理，学潮方告结束。

宁洱的这场新文化运动，虽然发生在五四运动之后，但它同样在一定程度上打击和动摇了封建主义思想在宁洱各族人民头脑中的统治地位，有力冲击了省立第四师范的守旧势力，使学生逐步接触到了民主和科学的进步思想，第四师范学校从此不再限制白话作文，允许学生看一些课外书刊等，并逐渐影响到社会上。这场新文化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宁洱的传播，为进步学生探索马克思主义、走向革命道路定典了思想基础。后来，读书会的学生杨正元、卫秉礼、张乃猷、邹荣光、熊文和、陈家麟、孙荣贵等学生分别在北京、广州、昆明和本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云南地下党的早期党员。

二、宁洱各界人士声援五卅运动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全国各阶层人士迅速掀起了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云南省学联很快将惨案的消息传到第四师范学校，激起了广大师生们的巨大义愤。学生读书会成员陈家麟立即在校内进行广泛宣传，得到了全校师生的一致响应。全校很快成立了声援上海五卅运动的师生联合会，校长赵家珍任会长，陈家麟任副会长，领导全校的声援活动。声援运动从学校走向社会，参加声援活动的有商人、店员、染布工人、居民、城郊农民，各界代表纷纷响应，议决成立“宁洱各界支援沪、港工人罢工反帝后援会”。整个宁洱城沸腾了起来，大街小巷上张贴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坚决抵制外货”、“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死难同胞报仇”、“严惩刽子手”等标语。师生编演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节目上街演出，激起了宁洱人民的爱国热忱，全城罢市、罢工、罢课、禁售焚烧日货，连续三天示威游行。“宁洱各界支援沪、港工人罢工反帝后援会”召开募捐动员大会，号召大家以实际行动支援罢工工人。之后，宁洱的声援活动转入募捐阶段，以学生为主的募捐小组，抬着募捐箱到城里城外、大街小巷、到有钱人家进行募捐，最后把募捐所得汇往上海罢工总工会，并收到了罢工总工会寄来的感谢信。

宁洱声援五卅运动的斗争，同全国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联成了一体，显示了宁洱各阶层的爱国主义热忱，显示了对帝国主义同仇敌忾的精神。

三、建立进步组织

五卅运动后，进一步唤起了第四师范学校师生的觉醒，进步师生秘密向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购进进步刊物，学校同乡会还创办了刊物《破晓》，发表自己的作品。学生熊文和、陈家麟组织了“读书社”，办起了图书阅览室，李时、潘开甲组织了“勐先青年读书社”，他们以培养本地人才为由，回乡向勐先团总杨佩玖和有钱的地方绅士募捐得一百多元半开，向上海、香港等地订购进步刊物《大公报》、《工商日报》、《申报》等。1925年底，省一中学生、共青团员陈祖武到第四师范，联络第四师范学生骨干赵其惠、熊文和、陈家麟、杨正元、丁光明等人秘密成立了“青年努力社”，开展进步活动。“青年努力社”购进孙中山的《民权初步》、《三民主义》、《三大政策》，陈独秀的《独秀文存》，李大钊的《新青年》、《新潮》、《东方》，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等书籍，在学生中广泛宣传。1927年9月，宁洱建立了中共党组织，“青年努力社”的大部分成员加入了党、团组织，有的加入了“互济会”，成为早期宁洱地下党和其外围组织的主要骨干。

﹙张兴政整理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