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景东县党史资料

第二辑

（1950年3月—1956年12月）

中共景东彝族自治县委党史征集研究室

中共景东彝族自治县委党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组  长：唐燕娜（县委副书记）

副组长：叶从军（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李应举（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成  员：毕廷村（县委宣传部部长）

        罗恒联（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邓贤刚（县志编纂办公室主任）

        王丕学（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王成贵（县财政局副局长）

        李春选（县委组织部正科级调研员）

主编单位：中共景东彝族自治县委党史征研室

主    编：李应纪

编    辑：魏启明  罗  瞬

编辑说明

《中共景东县党史资料》（以下简称《资料》第二辑）），主要反映1950年3月至1956年12月的7年间，中共景东县委领导全县各族人民基本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其中，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0年3月至1953年10月，主要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完成各项民主改革任务，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条件；第二阶段，从1953年11月至1956年12月，主要是不断深入宣传、学习和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现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变革。

《资料》第二辑，以景东开展的平息地霸暴乱、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为重点，并对各项社会改革和文教、卫生、武装、青年、妇女等方面的工作做了专题反映。由于档案资料有限，有些资料整理撰写较为粗略。

《资料》第二辑，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景东的历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反映历史的原貌。

《资料》第二辑，坚持研究历史，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撰写专题资料的过程中，力求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对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作了初步尝试，目的在于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给人们提供切近现实的历史借鉴。

《资料》第二辑与《资料》第一辑，有连续性和系统性。由于历史的错综复杂，为了阐述历史过程，总结历史经验，个别资料有所交叉。

《资料》第二辑共21万字，内容包括综述、大事记、文献资料、专题资料、会议介绍、回忆资料、图片等。收录文献资料时，对文字表述不准之处作了适当处理。

中共景东彝族自治县委党史征研室

            1997年3月

目   录

序………………………………………………………………………………………………………………………………唐燕娜

综述…………………………………………………………………………………………..景东县委党史研究室

大事记……………………………………………………………………………………..景东县委党史研究室

文献资料

候德才关于农村斗争策略问题的讲话……………………………………………………………….         

景东县人民政府通令…………………………………………………………………………………………………

景东县人民政府布告……………………………………………………………………………………………….

张峰礼在景东县各界人民代表座谈会上的开幕辞…………………………………..

景东县第一届农民代表会议决议……………………………………………………………………..

景东县人民政府训令……………………………………………………………………………………………..

景东县人民政府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指示………………………………………………….

张钧关于进行评产挤黑和反霸斗争的讲话…………………………………………………

普洱专署给景东县政府的指示………………………...………………………………………………..

林街、岩头联乡各民族代表会团结公约………………………………………………………

景东县关于农村整党情况报告（节录）……………………………………………………..

杨一堂关于景东县互助合作的情况报告（节录）………………………………..

专题资料

解放初期的征粮工作…………………………………………………..景东县委党史征研室

平息地霸暴乱………………………………………………………………….景东县委党史征研室

镇压反革命运动…………………………………………………………….景东县委党史征研室

解放初期党的建设……………………………………………………….景东县委党史征研室

禁用银元  使用人民币…………………………………………….景东县委党史征研室

禁烟肃毒…………………………………………………………………………..景东县委党史征研室

“三反”运动………………………………………………………………..景东县委党史征研室

农民协会…………………………………………………………………………..景东县委党史征研室

民兵工作……………………………………………………………………………景东县委党史征研室

妇女工作……………………………………………………………………………景东县委党史征研室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建立…………………………………………景东县委党史征研室

土地改革……………………………………………………………………………景东县委党史征研室

农业合作化运动…………………………………………………………….景东县委党史征研室

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景东县委党史征研室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景东县委党史征研室

信用合作社的建立………………………………………………………景东县委党史征研室

粮食统购统销………………………………………………………………..景东县委党史征研室

教育工作…………………………….……………………………………………景东县委党史征研室

卫生工作…………………………….……………………………………………景东县委党史征研室

肃反和审干……………………………….……………………………………景东县委党史征研室

会议介绍

中共景东县第一次代表大会………………………………….景东县委党史研究室

回忆资料

在安定工作的回顾………………………………………………………………………………….许卫安

在农会小组的日子里…………………………………………………………………………….王致顺

平息明善区暴乱  追剿顽匪曹会光………………………………………………石  安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贸易支公司……………………………………………………曹守基

兴修锦屏大沟…………………...………………………………………………………………………刘适生

景东的土地改革……………………..………………………………………………………………..赵  征

景东县的党建工作………………………..…………………………………………………………赵  征

信用合作社的建立………………………..…………………………………………………………罗允性

小学教育的整顿和改革…………………………….…………………………………………..刘之森

粮食统购统销片断………………………...…………………………………………………………曹守基

私营商业改造二三事…………………………...…………………………………………………曹守基

审干中的外调工作片断……………………………...………………………………………….王致顺

后记……………………………………………………………………………………………………………………………..

                              序

                            唐燕娜

《中共景东县党史资料》第二辑，在有关部门和离退休老同志的关心和支持下，经过党史部门工作人员的努力，现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继1991年11月《中共景东县党史资料》第二辑出版之后的又一辑地方党史资料著作。此书的出版，凝聚着党史工作者多年辛勤劳动的心血和汗水，蕴含着在景东战斗和工作过的许多老同志的关怀和支持，它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将对推动全县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挥很好的作用。

《中共景东县党史资料》第二辑，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客观地反映了1950年至1956年县委领导全县各族人民基本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7年历史。全书资料翔实，内容丰富，专题资料比较齐全，尤其是一些老同志的回忆资料，写得生动具体，使人读后有如身临其境，留下深刻印象；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等多数专题资料，具有一定的地方特点和民族特点，具有资料性和可读性，有助于读者概略地了解全县人民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历程，取得的主要成绩和失误，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及教训。以史为鉴，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同时起到“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回顾昨天，是为了指导今天，也是为了开拓未来。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艰苦奋斗，开拓进取，为振兴景东经济，为全县人民尽快脱贫致富奔小康而努力奋斗。

综   述

                   景东县委党史征研室

景东县位于云南省西南中部，思茅地区北端。东与楚雄州的南华、楚雄、双柏县毗邻，南和景谷、镇沅县连接，西与临沧地区的云县隔江相望，北同大理州的南涧县和弥渡县接壤。刚解放时，全县总面积6875平方公里，共辖17个区109个村镇，居住着汉、彝、哈尼、傣、瑶、回等23种民族，总人口219103人。县境内青山绿水，森林茂密，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具有发展粮食、甘蔗、茶叶等农作物和畜牧业的优厚条件。可是在国民党的统治和封建制度的束缚下，广大人民仍然过着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悲惨生活。

1949年11月，景东全县解放，揭开了景东历史上新的一页。但要在一个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政治上使人民当家做主、经济上使广大人民群众吃饱穿暖并逐步富裕的新政权，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面对重重困难和严峻考验，县委把党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与本地区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制定了一系列分时期、分阶段、分类别的切合实际且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和工作步骤，于1950年3月至1956年12月，历时7年，带领全县人民经历建政、土改、“三大改造”等重大社会改革和与之密切相关的一些运动，循序渐进地、成功地胜利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

向社会主义过度的历史进程，按照省、地委的按排部署，县委围绕：（1）肃清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建立和巩固各级人民政权；（2）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土地改革；（3）对农业、私营商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4）恢复和发展生产，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为中心，开展了一系列主要工作。

                           一

景东县解放后，党面临的首要任务便是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县委通过召开各级干部会、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广大农村，广泛宣传贯彻各项民主改革的方针、政策，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团结各族各界人士，壮大人民民主阵线，进行民主建政。从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9支队第二武工团和42团武工队在先解放的平村区（今属临沧）和南五区的民乐、景谷（今属景谷县）、振泰、里崴、勐大（今属镇沅县）区开展区村建政开始，到1950年3月，县临时人民政府成立后，紧接着又开展了文龙、清凉、太平、安定、文井、崇文、明善等7个区村的建政工作。至同年5月全县17个区109个村（镇）均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与此同时，为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执掌自己的政权，使党在农村掌握“印把子”和“枪杆子”，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各区村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相继建立了农协会、模范队（民兵）、妇女联合会等组织。这些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在配合人民解放军剿匪、平息地霸暴乱、清匪反霸、减租减息、镇压反革命、推进妇女解放、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及土地改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50年5月间，为解决军政干部食粮和群众饥荒，县委抽调100余人组成征粮工作队，在解放军征粮工作队的配合下，深入广大农村开展征粮。经过宣传、教育 、发动和依靠群众打击瞒田瞒产行为和平息反革命武装暴乱等艰巨的工作，甚至流血牺牲，当年即征收公粮300多万公斤，附征旧人民币5000多万元（折合新币5000元）。粮食征收任务的胜利完成，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缓解了国家财政困难。在此期间，暗藏的土匪、恶霸、地主等残余势力乘机互相勾结，大事造谣破坏，抗拒征粮纳税，妄图破坏民主改革运动，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党中央一方面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和猖獗活动，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一方面为了给即将到来的土地改革运动扫清障碍，创造条件，先后发出清匪反霸和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县委同时在全县开展了清匪反霸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清匪反霸采取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空诉、揭发相结合的办法，平息了明善（花山）、崇文（大街）、太平（龙街）等地的地霸武装暴乱，潜逃的地霸、土匪也被捕获归案。镇压反革命运动在清匪反霸的基础上，按照“镇压与宽大想结合”的方针，分别采用杀、关、管、放的措施，重点打击了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五方面敌人1500余人，进一步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正当全县清匪反霸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时，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党中央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全县人民积极响应，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运动迅速掀起。全县8万余人参加拥护缔结和平公约的签名。捐款旧人民币1.1亿多元。3000多名青年踊跃报名参军，1250名应征入伍。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形成高潮并持续发展。同一时期，根据政务院的通令，县委发动全县人民开展了禁毒斗争。在采取查封烟馆、没收烟具、铲除烟苗、烧毁鸦片、集中烟民戒毒、严厉打击制毒贩毒分子等强有力的措施下，全县共收缴鸦片55000余两。前后历时3年时间，基本根治了这个旧社会屡禁不绝、西方社会望毒兴叹的恶性肿瘤。在禁烟禁毒的同时，为整顿半开、银元、人民币等多种货币形式共存的混乱金融秩序，为稳定物价，县人民政府还发布了《禁用银元布告》，规定人民币从1950年3月开始作为唯一合法货币在市场上流通。

                          二

1950年11月，依据政府关于“在实行分配土地以前，应一律实行减租”的指示精神，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又立即奏响了土改的前奏曲，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按照《西南区减租暂行条例》的规定实施，全县共减退地租（稻谷）1000多万公斤，黄金680余两，白银4.5万余两。由于废除了农民与地主间的债务，使刚刚获得解放的广大农民不仅在政治上摆脱了统治阶级的压迫，而且在经济上也摆脱了剥削阶级的锁链，从而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和要求实行土地改革的强烈愿望。减租减息后，中央发出“大张旗鼓地、公开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县委在县级机关中随之开展“三反”运动。这次运动教育了广大干部，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少数腐败分子，对于很长一段时期内保持干部队伍的清政廉洁起到了积极作用。以上各项准备工作的顺利完成，为即将到来的土地改革准备了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条件。1952年8月，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县委在锦屏区北屯、清凉区清凉、文井区老练三个乡试点的基础上，派出1700余人次的土改工作队员深入广大农村，采取以点带面、分类指导的方法和不同地区不同政策的策略，区别一般地区和缓冲区两种类型，在全县15个区108个乡分两批全面铺开土改。经过宣传准备、轰开轰透、划分阶段、没收征收、分配土地五个步骤和土改复查。到1953年10月，全县共没收征收土地12万余亩，房屋1万余间，耕畜4600余头。3.1万多户农民分到了土地、房屋、耕牛、农具等基本生产、生活资料。经过土地改革，彻底废除了封建剥削制度，实现了广大贫苦农民多年的“耕者有其田”的强烈愿望。由于彻底废除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和生产积极性，生产得到较大发展。土改结束当年，全县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长12.5%。土改中还整顿和加强了农村基层组织，培养、选拔了一大批干部，党组织的建立也由秘密转向公开。

                            三

土地改革的结束，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1953年底，全县从机关到农村、从干部到群众掀起了大张旗鼓地学习、宣传、贯彻总路线的热潮。总路线精神深入村村寨寨，家喻户晓。在总路线精神的指引、鼓舞和推动下，县委按照省、地委的部署安排，开展了对农业、私营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三个阶段的渐进发展过程。1953年初，县委在土改先结束的5个区组织了30%～40%的农民参加互助组。随着土改的全面结束，互助组得到较快发展，约85%的农户加入了常年互助组，群众生活也相应得到改善提高。1954年3月，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正式开始。县委选择了互助合作基础较好的前所、斗阁两乡试办初级合作社。秋后，这两个社分别增产1.6成和2.5成。互助合作初步显示的优越性，吸引着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成为广大农民的自觉要求。县委因势利导，以点带面，于1954年9月至1955年2月分两批进行初级社建社工作。第一批在安定、文龙、锦屏、清凉、文井5个区13个乡1个镇进行，共建社27个。第二批在其余10个区的34个乡1个镇进行，共建社44个。为使农业合作社沿着正确的轨道稳步前进，县委于1955年8月作出了《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具体执行各项政策的规定》，强调办社必须坚持半社会主义原则。9月，地委传达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县委检查并批判了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小手小脚”不敢大发展的消极右倾保守思想，与中央、省、地委达成共识，认为合作化高潮已经到来。于是在全县立即掀起大办农业合作社的高潮。至1956年3月，全县共办初级社1266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87%。同时选择前所、北屯、斗阁和红旗4个乡试办高级社。9月至11月，全县抽调100多名干部赴各乡开展大规模的转社工作，把1266个初级社转为316个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48052户，占总农户的96%。在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于1954年秋，对私营商业和手工业进行了改造。至1956年3月，全县私营商业573户，改造建立公司合营9个，合作商店（组）9个，把私营经济纳入了国家计划经济的轨道。从事手工业生产的5601户5934人也组织起来，建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42个，手工业联合小组5个，实现了手工业生产合作化。至此“三大改造”胜利完成。粮食统购统销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同步进行。为解决国家经济建设中粮食供需不平衡的突出矛盾，根据中央《关于实行粮油的计划供应与计划收购的决议》，县委于土改后期开始在全县实行粮油统购统销和粮食“三定”（定产、定购、定销）工作。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结束时的4年间，全县共征收公粮3500多万公斤，定购粮3100万公斤，外调粮食1000多万公斤，供应城镇粮食3000万公斤。年年超额完成国家任务，为支援国家建设做出了贡献。“三大改造”期间，供销社和信用社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从1952年开始至1954年底，建立了县、乡各级供销合作社、分销店。信用合作社在试点的基础上，先后分四批在全县各乡镇建立。到1955年底，占总户数71%的农户入股，股金达6万多元，收储41万元，发放贷款22万余元。供销社、信用社的建立扩大了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形成了农村金融网络，解决了一部分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党组织的发展也从秘密走向公开到全面建党。党支部从1949年8月由参加平村、民乐、景谷建政的党员秘密建立第一个党支部开始，至土改结束公开建党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完成乡乡建党的任务，经过发展、整顿、巩固和不断完善，到1956年底全县建立党支部180个，拥有党员3160余人。在公开建党的同时，建立共青团支部132个，有团员2900多人。基本上乡乡有党、团支部。农村基层党支部的建立，使党成为农村基层政权强有力的核心，保证了党在农村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保证了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的顺利开展。“三大改造”接近尾声时，为纯洁革命队伍，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依照中央《关于全党必须更加提高警惕性，加强同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进行斗争的指示》，县委成立了肃反五人领导小组和肃反、审干办公室，分别对机关内部的反、坏分子进行清查和对干部历史及现实表现进行审查。总之，“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使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生产力得到较大提高，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四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县委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自始至终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当作大事来抓。一切运动均坚持以生产为中心，以生产的发展作为衡量运动好坏的标准，不失时机地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到生产建设中来，使全县农业生产逐年发展，工农业总产值逐年上升。1956年与1949年相比：粮食总产量从3594万公斤上升到6357万公斤，增长76.9%；大牲畜存栏增长1.1倍；生猪存栏增长3.1倍；肥猪出栏增长2倍；财政收入从6.57万元增加到101万元，增长14.4倍；工农业总产值从960万元增加到1628万元，增长69.6%；交通、邮电通讯、文教卫生等也有了较大发展。1952年底，弥（渡）宁（洱）公路景东段通车，至1956年底，15个区都建立了邮电所，结束了景东无公路、无电讯的历史。还相继建立了贸易公司、百货公司、食品公司等，繁荣了市场，搞活了流通，平抑了物价，保证了城乡人民生活的供给。2所中学在校学生达720人，186所小学在校生达1.75万余人。农村普遍开展扫盲工作，基本扫除了基层干部的文盲。图书馆、新华书店、电影放映队和有线广播站的建立，不断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还建立了县人民医院和9个区卫生所，并经常组织医疗队深入农村开展巡回防治工作，发病率明显下降，人民群众的健康得到了基本保障。各项事业均以历史上空前的速度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生产面貌焕然一新，整个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同步进行，呈现出一派生产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繁荣景象。

概言之，景东县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使广大贫苦农民政治上得以当家作主；经济上彻底摆脱了封建剥削，成为政权和土地的主人。实行互助合作，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紧跟上祖国内地人民前进的步伐，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执笔：李应纪

大 事 记

景东县委党史征研室

                           1950年

3月1日，在县城召开全县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代表及城区群众万人集会，庆祝县临时人民政府成立。县长杨相才，副县长彭学孔。工作机构设秘书、民政、财政、建设、文化、武装等6个科室。6月6日，县临时人民政府改称县人民政府，县长张峰礼，副县长彭学孔、王尧。

3月25日，景东县公安局成立，民政科长王尧兼任局长。局下设秘书、政保、治安和预审4个股。

4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9支队42团团长、景东整训总队队长杜军，42团景东留守处主任、景东整训总队副总队长李南山，带领整训总队符合参军条件的青年队员300多人，赴普洱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军39师。

5月11日和16日，全县分片在里崴和县城召开区村干部及士绅等1000多人参加的征粮工作会议。县委书记杨东城传达中共宁洱地委关于征粮工作的指示，强调要“眼睛向着大粮户，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先粗后细，先征后算，只能完成任务，不准强调困难”。会议部署了秋前征收1949年度公粮的具体工作。

5月14日和15日，明善区（今花山乡）、太平区（今龙街乡）发生地霸暴乱。14日，明善区区长何耀邦，在赴县城开会途中被护送的模范队长王兴福（混入民兵武装组织的兵痞）杀害。此后，花山街大量张贴反动标语，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15日，太平区匪首苏久亮、黄月秋等欺骗、裹胁100多人洗劫区政府，抢去一批鸦片和枪支，绑架副区长白志和民兵指导员郑安贵。5月27日，解放军39师115团征粮工作队奉命平息太平区暴乱。接着，解放军征粮队、武工团及民兵又平息了明善区暴乱。

5月16日，中共景东县工委改称中共景东县委，书记杨东城，委员张冬成、王尧。

6月初，景东县剿匪委员会成立，主任张峰礼，副主任杨东城，委员王尧、彭学孔。

6月8日，全县成立4个党总支部。清凉、文井、崇文、明善为1个总支部，设在文井，李志峰任书记；文龙、安定、太平、保甸为1个总支部，设在文龙，王尧任书记；里崴、景福、勐大为1个总支部，设在里崴，邱平任书记；振泰、永秀、民乐、景谷为1个总支部，设在振泰，雷特任书记。

 6月29日，县人民政府发出《关于统用人民币和禁用银元，允许银元兑换人民币的报告》。

6月，平村区划规缅宁县（今临沧县）。

7月1日至5日，县委在县城召开全县干部及绅士大会，1600多人参加会议。地委第二书记张华俊、副专员罗正明到会作了重要讲话，县委书记杨东城、县长张峰礼分别作了报告。大会期间，公审枪决了明善区地霸暴乱头目曹会光。

7月7日，景东县第一家国营企业—云南省贸易公司景东支公司成立，经营粮食、布匹、百货、烟酒等业务。

8月10日至27日，县委举办133名区村干部参加的培训班，进行思想和政策课的学习教育。组织学习了《婚姻法》等法律政策。会后，各区村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婚姻法》的热潮。

8月，县人民卫生院成立，院址在锦屏镇关帝庙（又名武庙，今印刷厂职工宿舍），杨维之任院长。1956年9月，县人民卫生院改称县人民医院，段志坚任院长。

同月，云南省邮政管理局派蒋宝甲到景东街管邮政代办局。1952年景东邮政代办局改称景东邮电局。

9月3日，县人民法院成立，副县长彭学孔兼任院长。

9月9日，县人民政府发出《禁烟布告》，明令一律禁种罂粟，禁止吸食、贩运鸦片，停止开烟馆，停止征收烟税，制定《禁烟公约》。禁烟工作于1952年底结束。

9月10日，县区党员领导干部集中到宁洱进行整风。

10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景东支行成立，同时成立中央金库景东支库，隶属中国人民银行云南分行。

10月30日至11月4日，召开全县各界人民代表座谈会，到会代表263人。会议主要部署减租减息以及征粮等项工作任务。县长张峰礼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会议作出《关于减租扣租的决议》和《关于扫清公粮尾欠的决议》。

11月，张敬任景东县长。

11月28日至12月6日，召开全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到会代表704人。县长张敬作国际国内形势报告。会议学习了政务院、西南局以及省、专有关文件，布置了继续进行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征粮及整顿区村农民协会组织的工作。会议期间，公审处决了太平区暴乱匪首苏久亮和明善区叛匪骨干王辉，成立县农民协会，选举李兴隆为主席。

12月初，中共宁洱地委派出解放军39师工作队到景东，协助县委组建各区党委，县委任命15个区的区委首届书记。

12月5日，召开县第一次妇女座谈会，参加人员有县级机关妇女及参加县农代会的妇女代表。会上，传达了专区妇女座谈会精神，学习《婚姻法》。

12月8日，景东县禁银委员会成立，杨东城任主任。

同日，景东县财经小组成立。1951年7月，改称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忠毅，副主任宋仕禄。

年底，在农村组织识字班，对青壮年农民进行扫除文盲工作。1953年土改中开班冬学，在农闲季节突击扫盲。1956年7月，成立县扫盲协会，文教科设立扫盲办公室，全县普遍开展扫盲工作。

是年，根据《西南区减租暂行条例》的规定，全县开展减租减息工作。凡地主、富农及一切机关学校、祠堂、庙宇、教会所出租的土地，其租额一律按照原租额减低25%，减租后租额不得超过土地正产物的35%，超过者再减至35%。全县共减退稻谷1114万公斤，黄金682.5两，白银45571两，银元10982元，半开（滇铸银币）397782元，银毫86894个，金银首饰8591两，人民币333万元（旧人民币，下同），罚款685万元。减租减息工作历时两年多，于1952年7月结束。

                        1951年

1月，张忠毅到职任县委书记，宋仕禄任副书记。

3月1日，各机关单位干部、职工及群众千余人在县城举行欢送大会，欢送志愿军赴朝参战。机关单位代表分别在会上讲话，并给志愿军赠送锦旗和慰问品。

3月，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县铺开，逮捕了一批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运动经历了三个阶段，历时三年，至1953年11月结束。通过镇反运动，严厉打击了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稳定了社会秩序，为土地改革扫清了障碍。运动中，审讯部分在押犯时，采取逼供手段，造成“反共救国军”和“特工队”两个假案，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平反。

4月11日，中共景东县监察委员会成立，张忠毅兼任书记，张敬兼任副书记，郭淑英、李兴隆、陈锦文为委员。

6月18日，按照中央的统一规定，县委书记张忠毅向毛泽东主席书面报告景东县的敌情和镇反情况。

7月，成立景东县人民武装部，由公安局长张冬成兼任部长。

同月，太忠、保甸、景福等区因饥荒有76人饿死。灾情发生后，县委于8月初成立救灾委员会，宋仕禄任主任。同时，在全县开展捐献活动，组成3个慰问组，分别到保甸、太忠和景福等区慰问，指导救灾工作，拨给灾民救济粮7450公斤，救济捐款639元。

7月29日至8月1日，召开县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出席代表238人。会议听取了县委书记张忠毅作的《半年来的工作报告》和《形势报告》。中心议题是减租减息、镇压反革命和进行生产救灾工作。会议作出《景东县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议》。

10月上旬，召开全县第一次烈军属代表会议，到会代表96人。张忠毅、张敬到会看望代表。

11月1日，弥（渡）宁（洱）公路景东段开工。全县上阵民工6000多人，景东过境里程121.2公里，于1952年底竣工。

是年，全县掀起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宣传教育活动。在宣传教育活动中，通过召开农代会、各族各界代表会、群众大会，控诉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发动群众订立《爱国公约》，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慰问烈军属。当年，全县捐款1.1亿元，有1250名青年参军。

                         1952年

1月，县委成立县节约检查委员会，并召开县级机关党、团员及职工大会，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县级机关干部306人参加运动。运动中，检举出贪污339人（含区财经、区农协会干部），经县委最后定案属贪污性质的73人，合计贪污金额1.3亿元，开除党籍2人，遣送回家27人，逮捕10人。运动于8月底结束。

3月13日，县委发出《关于贯彻〈开展群众性的防旱、抗旱运动的决定〉及〈农业生产的决定〉的指示》，要求在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运动的基础上，积极领导农民，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增产运动。

5月1日至14日，召开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出席会议代表104人。会议交流了开展爱国增产运动的经验，并表彰了李光亮、杨琼仙等6名增产模范。

6月25日，县委作出《半年来生产防灾总结报告》，指出半年来全县认真贯彻上级有关生产和救灾的指示，制订生产计划，大力宣传生产政策与负担政策，消除群众“增产怕增负担”、“富裕怕升阶级”的顾虑。分发斗争果实10亿元，发放救济粮97311公斤，贷出种子63740公斤，人民币65.75万元。县委抽调机关干部及土改队员20多人，到灾情严重的区乡协助工作，组织爱国增产工作队员286名，在各区开展工作，使生产和救灾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

7月9日至14日，举办农业生产干部培训班，学习《学习云南省发展农业生产的十项政策》。参加培训的干部268人。

8月15日，全县评出30名民兵模范，出席普洱边防区民兵英模代表大会。

8月，在清凉、北屯和老练3个乡进行土地改革试点工作。11月下旬开始，土改在全县15个区分两批铺开，至1953年5月结束。同年7月至10月，完成土改复查工作。全县划出地主1532户，富农1797户，小土地出租518户，中农1044户，贫农18206户，雇农18186户。没收征收土地120652亩，房屋10348间，耕畜4649头。使31647户、128895人分到土地，9126户分到农具、耕牛等生产资料。

9月20日，景东县清匪委员会成立，宋仕禄任主任委员，李爱民任副主任委员，唐淮、张冬成、蔡长荣为委员。

9月，县供销社联合社筹备委员会成立，县委副书记宋仕禄兼任筹委会主任。1954年11月，召开县供销社联合社第一届社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县供销社联合社。各区供销社的建社工作从1953年1月开始至11月结束。

11月中旬，为配合土地改革，启发农民觉悟，县委抽调30多名学校教师组成文艺宣传队，在全县巡回演出《白毛女》、《解放》和《赤叶河》等歌剧。

11月，根据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凡少数民族聚居的县区，均应设立省小一所”的指示，把安定区外仓初级小学改设为省立小学。1958年撤销省小，改为中仓完小。

12月12日，为开展麻风病的防治工作，景东县在崇明区（今花山乡）黄草坝建立麻风病人收容管理所。1957年在曼等区丙拐建立第二个麻风病人收容管理所。1959年后，先后将两个收容所迁址于龙街区公丙山，改称公丙山麻风病疗养院。1984年改为景东县皮肤病防治院。

                      1953年

1月1日，县委召开全县烈军属及民工家属代表座谈会，到会代表69人，其中烈军属19人，民工家属50人。县委副书记高希峰在讲话中，宣传了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形势，安定了烈军属及民工家属的思想。

3月1日，在县城召开宣判大会，参加人员有农代会代表及群众5000余人。逮捕、宣判115名案犯。与“反共救国军”假案被牵连的主要人员副县长彭学孔、卫生科长余兆清、起义人员汪鹏程等认被处决。1984年，县委为汪鹏程平反，1985年7月，县委为彭学孔、余兆清等人平反。

3月23日，县委写出《关于第一、第二批土改中非法吊打的检查报告》上报省委、和地委，下发至各区乡和土改工作组。要求端正地执行政策，严禁非法吊打等情况再次发生。

3月，高希峰任景东县县长。

同月，成立景东县武装委员会，主任宋仕禄，副主任高希峰、李水林，委员赵征、张冬成、罗相平。

是月，保甸区痢疾、麻疹等疾病流行，患病480人，死亡122人，其中病情严重的文冒乡死亡42人，林街乡死亡40人。疫病发生后，县委派出医务人员奔赴疫区，在土改工作队的配合下，抽调24名草医，组成28个防治小组，深入村寨，宣讲预防常识，组织群众打扫环境卫生，收治病人，使疫病得到控制。

5月18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讨论《云南日报》3月7日和4月3日连载的《关于揭露景东赵连功的严重官僚主义造成国家人民财产极大损失的问题》。会议决定对赵连功停职反省。

6月，中国共产党景东县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宋仕禄兼任书记，赵征任副书记。

7月，在锦屏区北屯乡进行公开建党试点。以后全县分期分批进行公开建党，历时4年。至1956年，全县143个乡（镇）都建立党支部，农村共有党员2026人。

9月26日，成立爱国增产节约委员会，主任宋仕禄，副主任高希峰、车奇云。

10月1日，开展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成立粮食办公室，做出粮食收购计划。全县统购任务450万公斤，确定9个产粮区和50个乡作为重点购粮区乡。抽调450人组成工作队，于11月分赴重点购粮区开展工作。当年完成统购任务491万公斤，统销516.5万公斤。

11月10日，根据云南人民检察署、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关于景东县处理反共青年团假案报告及处理意见》，平反了1952年“三反”运动中造成的“反共青年团”假案，恢复被捕教师、干部的名誉和公职。

12月8日至13日，县委召开乡以上干部会议，到会900多人，学习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中共普洱地委秘书长郭长儒到会讲话。15日，县级机关成立学习总路线委员会，负责机关学习事务。以后，县委抽调县区乡三级干部组成宣传队，到各区乡组织群众学习总路线。全县9000多干部直接参加学习，群众的学习宣传面达90%。

                        1954年

1月，高希峰任县委书记，张世祯、赵征任副书记，余活力，陈福锁、车奇云、张健生、赵连三为委员。

2月7日至12日，召开全县农业互助合作代表会议，出席代表743人。会议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王春芳、陶强、阿绍秀3个互助组长交流了经验。会议号召全县农民组织起来，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生产运动。

2月10日至17日，举办农业互助合作训练班，贯彻全省互助合作代表会议精神，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中央有关农业互助合作的文件。参加训练的有区村干部和互助组组长421人。

3月，在锦屏区前所、斗阁乡试办团结、永胜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从9月开始至1956年春，全县先后在15个区分7批建成1266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9月至11月，将这些初级社并转为316个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48052户，占总农户的96%。

同月，在前所乡试办全县第一个信用合作社。然后，分4批铺开，至1955年10月，全县143个乡（镇）都建立了信用合作社。

是月，开办普选工作人员培训班，培训人员416人，并抽调干部146人，在全县142个乡1个镇开展普选工作。景过宣传动员、人口调查、户口登记和选民登记，选出乡人民代表1590人，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乡人民政府委员会。全县普选工作于4月5日结束。        

6月11日至16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景东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代表384人。会议传达贯彻全国第二次团代会精神，选举青年团景东县第一届委员会，赵征兼任书记，罗相平为副书记。青年团工委改称团县委。

6月，由杨一堂等带队的省委互助合作工作组到景东检查工作。工作组于17日写出《关于景东县互助合作、爱国增产情况报告》，指出“在第三区（文井）老练乡工作15天，对30个互助组进行检查，未发现强迫或变相强迫现象，景东的互助合作、爱国增产运动发展迅速，且较为稳妥正常”。

7月2日至7日，景东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代表270人。会议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政府半年来的工作报告》，学习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根据中共普洱市委指示，本次会议不选举政府组成人员，任命高希峰为县长。

8月2日，中共景东县人民政府党组成立，书记高希峰，成员石安、张健生、赵连三、曹学科。

10月25日至27日，召开全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代表大会，出席代表169人。会议总结了第一批办社工作，交流了经验，表彰了先进集体和个人，提出巩固合作社的五条措施。

11月12日至16日，景东县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代表392人。会议主要议题是学习贯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号召全县农民开展互助合作爱国增产运动，搞好粮食秋征和统购统销工作。会议选出景东县妇女联合会成员，选举王顺仙为妇联主任。

11月，史白任景东县县长。

                          1955年

1月28日至2月4日，县委举办农村党支部委员培训班，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党的基本知识，明确支部工作任务。参加培训的支部委员共314人。

2月27日，县委批复县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一九五五年景东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计划》。之后，在振泰区试点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1956年3月开始，对全县15个区的手工业实行改造，于年底基本结束。

4月8日，县委发出《关于巩固党组织发展党员的工作意见》，强调在今后的建党工作中，必须贯彻中央“积极慎重、逐步发展、逐步巩固”的方针。

7月12日至21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开展整风。参加干部89人，县委书记高希峰传达省党代会议精神，与会干部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7月28日至8月6日，县委举办秋前新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积极分子培训班，学习毛主席关于农业社大发展的指示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计划。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余活力作《为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现而奋斗》的报告，会议讨论了办社的具体政策及方法步骤。参加学习的县区社干部及积极分子1009人。

8月，县委做出《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具体执行各项政策的规定》。其主要内容是：一、坚持半社会主义原则，不取消社员的土地私有权；二、坚持社员入社条件，不允许剥削者参加；三、土地评产入股和劳动土地分红问题；四、耕畜、农具、肥料、子种及生产投资问题；五、公共积累、副业生产等问题。

同月，景东县人民检察院成立，黄光月任代理检察长。

9月14日，召开区委书记会议，参会37人。会议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和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精神，检查批判在过去指导合作化运动中发生的“左右摇摆”、“像小脚女人走路”的右倾保守思想，重新修订了加速农业合作社的规划》。

10月13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贯彻省委粮食工作会议精神，学习粮食“三定”（定产、定购、定销）政策，拟定“三留”（子种、饲料、口粮）方案，确定各区任务指标。同时举办全县粮食“三定”工作业务培训班，学习有关“三定”政策及各项业务。“三定”工作从11月上旬开始，至12月底结束。全县定产6700万公斤，定购控制数1112万公斤，供应控制数874.5万公斤。

1956年

1月20日，县委发出《关于整顿农业合作社的指示》，针对农业合作社经营管理不善的问题，对343个合作社进行了整顿。

2月中旬，县委在文井区大营乡党支部进行整党试点。

2月下旬，对私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县委抽调78人组成私改工作队开展私改工作，于3月中旬基本结束。

3月1日，《景东报》创刊，为4开4版，5日刊。由县委宣传部主办，蜡纸刻写油印，1957年改为铅印，后于1959年6月9日停刊，1960年3月复刊，1961年2月又停刊。

5月9日至15日，中国共产党景东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代表353人，列席代表38人。会议主要议程是：听取并审议县委副书记张世祯作的《县委近三年来的工作报告》和县委合作部部长陈福锁作的《关于以农业为中心的全面规划和当前工作任务的报告》；二、选举产生第一届县委委员25人和出席省第一次党代会代表8人。选举张世祯为第一书记，余活力为第二书记。

5月，景东县工会联合会成立。29日至31日，召开全县职工代表大会。会议议程是：一、学习《中国工会章程》；成立景东县工会联合会，选举工会委员13人，常委5人，曹守基任主席，孙福寿任副主席。

6月2日至8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景东县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到会代表463人。会议主要议题是：传达学习县党代会议精神；听取并审议《团县委一年来的工作报告》，讨论《团县委关于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的工作规划》；选举车奇云为团县委书记，蒋文举为副书记。

6月6日，乡级干部文化班在龙泉寺开学，第一期学员83人，9月15日结束。第二期10月至1957年1月，学员69人。第三期1958年1月至4月，学员50人。通过三期学习，乡村干部基本扫除文盲。

6月，开展审查干部工作。10日，县委成立审干办公室，抽调10名干部组成，并对县管干部的历史进行全面审查，共审查党员干部318人，非党干部1798人。审干工作于1959年10月结束。

7月，开展肃反运动。县委成立肃反五人领导小组，余活力兼任组长。抽调58名干部组成专门班子。运动至1958年10月结束，查出反革命分子91人，坏分子60人。

8月3日至10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区委书记、乡党支部书记及合作社主任等1120人。会议主要研究如何保证90%的合作社增产和90%以上的社员增收的措施。

10月23日至28日，召开农业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出席代表423人。会议全面总结了全县农业生产，交流了经验，评选并表彰了30个先进集体和62名先进个人。

11月初，军属苏普氏到北京出席全国烈军属、革命伤残军人、复退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11月21日，县委发出《关于加强农业高级社的经营管理工作的意见》，要求抓好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健全社管会、监委会等组织，对规模过大、生产不便及社员有意见的合作社可适当调整。

12月25日至30日，召开景东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代表216名。会议主要议题是：一、听取和审议副县长郭金好作的《县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二、讨论通过一九五七年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远景规划（草案）的报告》；三、选举产生第二届人民委员会委员14人，选举李昌发为县长、郭金好、杨岭为副县长，白应光为县人民法院院长。会议最后作出《景东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文献资料

侯德才关于农村斗争策略问题的讲话①

从景东的工作汇报中，可以看出关于农村斗争的策略思想不够明确。对景东整总（注：整训总队），县府联字第三号布告中说：“凡过去或现在做过抢人吃人的，或以武器资助土匪、坐地分赃的，不管做过几次，抢过几回，限10天内悔过，否则将匪产查封。”又说：“凡过去和现在跟蒋匪和受敌特利用的，限10天内自新，否则坚决拿办。”对民枪处理规定：“凡为私人，不得有一支任何种类的长短枪，或一粒任何种类的子弹及各式刺刀、弹夹、弹袋，任何零件，限10天呈交，否则以非法武装，有意反动论罪。”这种不管过去现在作恶，不论首恶胁从（甚至被利用者也在内）都主张一齐打是不策略的。

一、农村斗争策略问题，党的路线问题，是农村工作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略）

二、当前农村工作中的策略口号问题。（略）

三、景东工作中的几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过去20多年的革命经验说明，各个地区开辟工作，一般要经过三个时期：一时军事时期，用军事力量解决问题，消灭反动武装及统治；二是政治上打击，经济上削弱地主势力，减租减息；三是消灭地主阶级，进行土改。在军事时期情况更为复杂。我们认为景东工作在政策上是有缺点的。

（一）目前景东县的主要任务是肃清反革命分子，安定社会，建立和巩固政权与宣传党的政策来完成屯粮和财经工作任务。我们分析景东社会情况极其复杂，主要原因是国民党的势力还相当强大。这里有三青团、民社党（首领王朝发）等反动组织，现仍进行活动，在洪帮中有他们的基础，王在景东附近进行实际指挥，他们与李希哲有勾结，苏履明为反动代表，存在一定的社会基础和一定数量的武装。今天利用我财经困难与工作中的弱点进行叛乱，这些是我们当前消灭的对象。应当明确表示态度，发布布告，宣布三青团、民社党为非法组织，一律禁止活动，号召其自新。对一般的党、团员从宽处理，对执迷不悟，罪大恶极，继续进行阴谋活动的破坏者，予以坚决严厉地打击镇压。但应分清首恶与下属，分清主与从，分清过去与现在反动，分清自新与顽固等不同情况，进行区别处理。

对于附梁（梁星楼）随李（李希哲）叛乱者，过去曾把大队长以上者的财产封查，今天他们之中一部分已经回来，一部分在观望，小部分继续追随梁、李。对他们已查封的财产，若是已进行分配了的，暂作别论。没有进行分配而其本人已返回家安分守纪的，即应退还。如他们仍坚持抵抗，造谣破坏的，则以反动分子论罪。对李希哲，若他回来可保其生命、生活，要求送卢汉处也可以（莫把他当卢汉手下的人看待）。今天估计李希哲不会回来，但这样做便于分化与争取其他。附（近）地主今天若不争取他们回来，财产不归还，就会使整个阶级不安，无路可走。我们一些同志对于过去的仇恨不能消除，这是对的。旧账不能忘记，但为了今后的胜利，必须把我们的仇恨转移到整个阶级斗争上去，把我们的仇恨提高到政治水平上来。如果他们之中仍有假借名义，非法活动者，则按法律制裁。

关于帮会问题。景东有大小帮会成员1000人以上，我们不能忽视这个力量。据说“上层好，下层坏”。下面企图暴动，然后往南逃窜，上面说搞不得。对他们必须适当的处理，争取其上层个别好的分子，以便在下层中进行工作。其内部组织复杂，多为流氓成分。根据过去的经验，有的地区他们没有叛变，但改造过来的很少。当我军事力量较强大，开始建政没有接触到他们利益时可能中立或靠拢我们，斗争接触到具体利益时，就会动摇甚至反叛。对上层个别争取改造，下层分化瓦解。对进行武装叛乱者，要坚决消灭。整个帮会不是统战对象，而是消灭对象。但不放弃对好的争取，采取坚决改造方针。

（二）过去统战工作中易犯的错误，是对地主阶级中的左（开明绅士）、中（肉头地主）、右（持枪反抗）的政策不分明，华北也有过错误，（引起）开明士绅不满。如说“过河拆桥”，“要时磕头，不要扭头，将来杀头”。要肃清帝国主义，必须消灭地主是肯定的。今天3600万地主的出路，只有靠拢人民，老老实实生产。必须对地主采取不同策略，以便减少敌对力量。基本方针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和一般的地主，消灭手持武器反抗我们的地主、恶霸。在各种问题及政权问题上，表现出我们的政策，如府委会、拥政会、各代会等可吸收开明士绅参加。对那些拥护政府、守法交粮者应广泛宣传鼓励；对那些反抗者、抗交拖交者，可以说服、分化；对顽固者，个别可以打击，但要注意掌握分寸和限度，不应一律看待；要注意斗争方法，不采取捆、吊、逼、打、戴高帽子游街的旧做法。团结一些人到政府中，不是没有阶级斗争，而是把斗争公开化，合法化，提出问题，拿到桌面上商量解决。在遵守法令的前提下，一切问题都可商量解决。吸收他们就是训练教育提高他们，但不能因此麻痹，一刻也不能丧失警惕。不斗争，怕得罪人，怕防碍团结，这是不对的。我们吸收地主中左派及个别右派人物参加政府，在于我们能控制武装及群众，我们有了力量即不怕他们，即使有叛变也是个别的，小部分的。他们的武装一定要争取过来。他没有武装还怕啥，通过他们改造地主阶级。

（三）革命20多年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武装是政权的支柱。没有武装就没有一切，这是国民党及其反动地主认识最清楚的。武装掌握不紧工作就不能开展，政权就不能巩固，甚至干部群众将遭到很大的危害，这一经验要时时牢记。但景东的武装除党已经争取的以外，还有一部分武装摇摆不定，如县武装科正副科长，都是地主、洪帮，而且他们还是剿匪联防大队的指挥，这是极其危险的。李英的护乡团已被解散，但实力仍然存在（有300多人）②，必须有意识的把这些武装转到我们手中。利用上层依附我们这一条件坚决控制其下层，在下层中建立党、团组织，掌握积极分子，培养骨干。今天的中国，除了共产党外，任何党派都没有武装。统一战线形式的武装，只是一种过渡性质，时间是不会长的。应高度警惕，坚决处理，不然就会出问题。在这一工作中谁动摇，谁就必然要走到失掉一切的危险境地，损失工作，损失干部与群众，产生严重的后果。但在争取中要尽可能少予刺激，有策略地进行，不然达不到目的。

（四）景东对土匪、反革命分子一齐打、一律打，这是对中央的政策没有好好研究。今天一般不收枪支③。属于谁的都好，只要是用于防匪自卫就可以。对转移枪支资敌者，应给予适当的打击，劝告、警告、审讯、法办，这样易于孤立他们，争取多数；假若一律都收，收一支枪，得罪一人，说你一句坏话。对土匪特务要分清主从，分清过去干或是现在作恶。对洗手不干的不追究，追究也不要牵连其财产问题。否则，最容易影响当前的策略。

1950年5月31日

注：

     ①侯德才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军39师政委兼中共宁洱地委书记。

②李英（原副县长）、余兆清（原武装科科长，后任卫生科科长）、王绍周（原武装科副科长），在镇反中，因景东“反共救国军”假案被处决。1985年7月，县委作出决定，给予评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

③梁星楼部的枪支在当初是由分散到集中，当被八、九支队打败后，又由集中到分散隐藏，这是当时县人民政府收缴枪支的原由。

此文刊用时，对文字作了技术处理。

景东县人民政府通令

一、奉宁洱区人民行政专员公署秘书人字第97号委派令：“兹委派张峰礼为景东县人民政府委员兼县长，彭学孔为委员兼第一副县长，王尧为委员兼第二副县长。仰即到职、视事具报为要。”

二、本县长遵于6月1日到职，并依据上级指示将（景东县）临时人民政府改组，正式成立景东县人民政府。

三、各区也同时改称××区人民政府，暂用原印鉴（印章）。

四、除呈函上报外，特此通令周知。

县  长：张峰礼

副县长：彭学孔

        王  尧

1950年6月6日

景东县人民政府布告

                       景财字第27号

本县在解放初期，我滇桂黔边纵队第9支队前进指挥部，为积极镇压反革命分子，接受人民要求，作紧急措施，对参加梁星楼匪部为恶分子，择其首要，曾查封家产，没收粮食、实物，限期归来自新。今被查封人家，已陆续归来，尚能诚心悔悟，愿立功赎罪。本政府遵照上级指示，对所有查封之家，允于启封外，再作如下决定：

一、被查封之粮食，能取得证明，准许折抵公粮。

二、没收之家具、实物，已处理者不论，未处置者归还。

三、没收之牛、马牲口，已处置者归还。

四、田产、地业、房屋一概退还，自行管理。

                                 县  长：张峰礼

                                 副县长：彭学孔

                                         李  英

                                         王  尧

                                1950年7月17日

张峰礼在景东县各界人民代表座谈会上的开幕辞

                 1950年10月30日

各位代表、各位来宾、同志们：

    景东县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座谈会今天正式开幕了，这是景东县所有的老百姓的一件大喜事。

这个会能在这里召开，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人民解放军英勇作战和云南地下党领导群众积极支援前线，打垮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召开这个会议。我们应该感谢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和云南地下党及广大人民。

出席我们这次会议的（代表）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人民解放军、兄弟民族、民主人士、开明绅士。在这次会上，我们的人民代表将代表全县人民意见，协商国家大事，这是我们无限的光荣。我们希望到会的代表广泛地发扬民主，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积极讨论国家大事，来建设新的景东。只有这样，人民的事业才会办得好；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大团结，也才有力量，而新的任务也才能顺利进行。这是我们各界人民代表实行民主团结的大会，是人民政府领导下的民主大会。我们在这里实行民主，还有一部分人不能实行民主，因为他们是反动派，对他们要实行专政。这就是说，我们的民主是有范围的，有限度的，这就叫做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代表们，我们在这里实行民主，讨论协商国家大事，行使自己的权力，同时必须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不能给他们民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同心协力建设新政权，彻底消灭反动分子。在这里，我预祝人民代表座谈会胜利成功，祝愿各位代表身体健康！

景东县第一届农民代表会议决议

我们15个区的724个代表，在县城开了9天会，听了几个报告，并进行了认真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这些报告和主张，都完全符合我们的心意，我们回去后一定要照实去做。

我们农民，以前受尽封建势力地主、恶霸的压迫、剥削，用我们的血汗养活他们，有苦说不出，有冤无出申。今天有了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翻了身，重见天日，得在一起开会、诉苦，真是开天辟地以来没有过的好事情。

地主恶霸的根根，在我们乡间还没有完全铲除。他们诡计多端，有些钻进我们的农会、区政府，掌握实权；有些勾结特务、土匪，图谋叛乱，制造谣言，不让我们当家作主。因此，我们回去一定要做好下面几件事：

一、在毛主席、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宣传县农代会的精神，开好区农代会，把各村寨的农民兄弟、姊妹组织起来，坚决实行清匪反霸、减租减息。

二、我们要把混入农会里的地主、狗腿、坏蛋清理出去，纯洁农民协会，并且帮助人民政府整顿区、村政权，整顿民兵，联络各村寨的农民兄弟，保护自己的利益。

三、我们贫、雇、中农三兄弟要好好地团结起来，中立富农，集中火力打跨恶霸，不准地主、恶霸乱说乱动。租一定要减，粮一定要交，如果他们反抗，大家就合力斗争他们。但不乱斗，必须先请示上级批准，按政策法令办事，说理说法，绝不乱打、乱杀。

四、我们要劝说全县人民，绝不种罂粟，多种粮食。互相帮忙，搞好生产，修好水利，使我们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同时，我们要劝说全县人民，使用人民币，不使用花钱（银元）。

五、我们要全心全意支援解放军解放西藏和台湾。全心全意支援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世界和平。

我们懂得，要做好这些事，是有一定困难的，地主恶霸一定会玩更多的花招，阻碍我们，进行破坏，因为他们是不愿意跨台的。但我们不怕，我们人多，办法多，力量大。只要大家一条心，大胆做，一定能够战胜地主恶霸，一定会把工作做好。

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把全县人民团结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把这次会上的主张完全变成我们农民的行动。

                         景东县第一届农民代表会议

                              1950年12月6日

景东县人民政府训令

奉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0年7月15日政秘业字第860号令：查我国尚有一部分妇女，仍存在缠足的现象，这是封建社会对妇女的压迫，且有害于妇女健康，妨碍妇女参加生产，必须加以制止。各级人民政府对于现还缠足严重的地方，应向群众深入进行宣传教育，结合生产，说明缠足之害，使群众自觉执行，并应号召当地妇女联合会及其他人民团体协助进行，切实制止缠足现象的继续发生。

此令

                                县   长：张  敬

                                 副县长：彭学孔

                                         李  英

                                         王  尧

                              1950年12月13日

景东县人民政府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指示

一、自今年2月，中央政务院颁布严禁鸦片烟毒的通知令，到6月省政府亦颁布有关指示布告后，云南省各地严格禁烟，唯我县因为离宁洱专区较远，交通不便，所以至今尚未接到专区有关详细指示，但禁烟工作又是刻不容缓的伟大任务，因此，根据景东情况，务必有所行动。

二、县境普遍种植大烟，尤以安定、文龙、太忠、保甸、锦屏种植最多。估计景东耕种大烟的土地约占总耕地的20%，为15万亩，每年致少可收大烟30万两，若改种粮食，则每年可多收3000万斤，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和一个严重的损失。但老百姓对烟土观念很重，加之景东情况较为特殊，执行禁烟任务面临不少困难，但若不如此，任其发展，继续种下去，这对景东危害太大。因此，必须下决心，有步骤，有分别，有重点地去进行禁烟。

三、对目前禁烟中应注意和执行的几个问题：

（一）禁烟必须有详细的布置，反复酝酿。首先应从思想上动员起来，认识到烟毒的危害和禁烟的重要，研究和收集有关烟的材料，广泛地对群众宣传解释，待条件具备，酝酿成熟才能着手。

（二）禁烟是一项群众工作，因此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去做。通过有组织的群众团体和集会的场合，用演讲、文字、漫画、戏剧和个别访问等方式，向群众宣传教育，讲明道理，说明鸦片的毒害，抓住农村中受害的典型例子，大烟不会有人再要了。并积极为群众想办法改种粮食，烟子可以用来榨油食用或作肥料等。要禁灭烟种，增产粮食，人民生活才能改善，才能得到彻底翻身。宣传上也应有步骤，第一是立即强调禁种，次为禁用，再为禁吸。

（三）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可采取详细布置，突破一点，取得经验，再行推广的方针，找一个条件较好的村进行禁种，尤其在过去种烟和吸烟较甚的地区发动群众热烈讨论，使其有组织的订出禁烟公约，共同遵守，召开农代会，作专题讨论，组织禁烟委员会等。

（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更应慎重。要通过少数民族中的积极分子，来说明解释，慎重处理，不可草率从事，但必须达到全面禁烟的目的。

（五）烟税目前已停止征收，已收的烟应立即解交县政府。此外政府及所属各机关不做烟买卖，机关职员家属应首先带头做到，不得违反。

（六）对烟馆应即时进行劝告改业，说明若不自动停业和改业，政府即进行取缔，违法者定严惩重办。对一切吸食的暂不过问，但必须进行宣传，鼓励其断烟，若有表现好的断烟者即给予表扬，帮助使之推动尚未觉醒者。

（七）严禁贩运，违者重罚。被发现查获后，除全部没收烟土外，送人民法院严惩重办，这样才能表现出政府对禁烟的决心，将是十分彻底的。

                                    1950年12月13日

张钧关于进行评产挤黑和反霸斗争的讲话

一、这个会议很重要。景东全县15个区，南五区由中心县委及王副县长（王尧）负责，召开了4天的区村干部会，交待了政策，讨论布置了今后的工作。并在1月5日斗争了振泰区大恶霸李发坤，到会群众7000多人，当面作了控诉，进行说理斗争。我们这个会有9个区（缺永秀），到了区村干部105人，可以说是景东人民的一个翻身会议。被封建地主恶霸所压迫剥削的贫雇中农能否翻身，就看我们这个会开得好不好。

两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县委书记张忠毅对以往的工作作了检讨总结，张敬、马志杰同志也作了检讨发言，各区对发动群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也作了检讨反省。前段时期，在思想观点上依靠群众坚决反霸，纠正命令主义、包办作风，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方面，虽然有严重的缺点错误，但景东的工作仍然是有成绩的。表现在：许多乡村的农民或深或浅的诉了苦，并且自发的或有领导的起来斗争恶霸。如如清凉区四村农协主席李开周，领导农民斗争了违法地主，把地主非法卖掉的耕畜要他买回来。勐大区开了13天农代会，进行了充分的诉苦，讲了政策法令，在四乡广大群众要求下，最后开了两天大会，斗争恶霸李道三，到会的老百姓有2000多人。现在各村的群众议论纷纷，要斗争恶霸和不法地主，问题是领导上不放手，束缚了群众的手脚。其次，成绩还表现在：有的重点村初步发动整顿了农民协会和民兵组织，改选了政权，进行了“评产剂黑”。如文井区挤出地主、富农的黑田2738.4亩，其中六村挤出289亩，贫雇农的仅50多亩，农民初步有了一些觉悟。从全县看，领导发动群众的思想是模糊不清的，在地委和中心县委多次的指示、电报、文件的催促下，一月份以来，思想逐步明确。县委、县政府原来的3个月工作计划，以整党、整干和财粮任务为重点，而不是以发动群众去完成这些任务，是不妥的。到1月16日以后，已经发觉这个错误，有了进一步的明确。还应该说，大多数的干部都是辛辛苦苦、积极热情地做了不少工作，对农民翻身大事是关心的，这些成绩应该肯定。特别是最近以来，在振泰、勐大、景谷、文井等区，发动群众斗争恶霸的运动有了很大的开展，这是广大农民的要求和行动，必须很好地去领导其深入开展。总之，景东前一阶段的工作，有成绩也有缺点。

二、发动群众的问题。只有依靠政策正确，深入的启发教育群众，进行充分的诉苦，启发其阶级觉悟，群众才会初步地发动起来；只有群众自觉有力的行动起来，一切工作才可能做好。现在对发动群众这一概念还不大明确，怎样发动群众呢？主要是发动诉苦与交待政策。诉苦是启发教育农民认识地主剥削，提高阶级觉悟最实际的方法；同时要交待政策，使政策为群众所掌握，遵循政策法令来进行反霸和挤黑征粮。其次，发动群众进行反对封建地主的斗争，一方面是从政治上打垮封建地主的统治和威风，坚决进行清匪反霸和肃特；另一方面是从经济上削弱（将来土改是消灭）地主的封建剥削，由农民收回地主、恶霸非法霸占的财产，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得到实际利益（斗争果实）。只有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打垮、削弱封建地主，农民才能在政治上求得翻身和经济上求得一些改善。现在最大的缺点是没有斗争恶霸，有的仅在政治上斗争恶霸，没有和农民的经济要求相结合。再次，发动群众，特别是在景东刚开始的区村，一定要把“评产挤黑”与征粮结合，充分把贫雇中农发动起来，评地主的产，挤地主的黑，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为了达到“评产挤黑”彻底，公粮负担公平合理，必须向农民讲清楚以下三个道理：

（一）今天的新中国是我们工农劳苦人民做主人的国家，我们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我们的政府是为劳动人民办事和服务的政府。为了得到翻身幸福，我们农民特别是贫雇农要坚决按照政府的法令去做。做到不瞒一斗粮，不瞒一分田，上交公粮要交好粮。因为，我们交公粮是交翻身粮、爱国粮。政府收起来后，还是用在我们人民身上，所以，交粮还是为我们自己。

（二）我们要算一算，在一个经济区内，是地主富农的田多呢，还是我们贫雇中农的田多？当然是地主富农的田又多又好。如果瞒田瞒产，其结果是地主富农占了大便宜，少交了公粮，使国家和人民吃亏。所以，一定要懂得“农民瞒产一条线，地富瞒产一大片”，“我们农民瞒1斗，地主就会瞒10石”。

（三）“评产挤黑”主要是评挤地主富农的，因为他们占有农村土地的60%以上。那么，“评产挤黑”靠什么人呢？自然不能靠地主富农，而要靠我们贫雇中农。为了国家公粮的收入，为了负担的公平合理，为了打垮地主的顽抗，为了我们农民的翻身，必须坚决地、彻底地进行“评产挤黑”，完成公粮任务，以保证我们国家建设。另外，必须识破地主和特务的谣言。地主说：“反正今年就要分田，你们评高了还是你们农民吃亏，多上公粮。”应教育农民，我们的政策是领导农民翻身的，现在搞评产征粮和减租减息，将来搞土改，都是为了农民的利益，就是上公粮也是为着我们自己的，千万不要上地主、特务的当。

如何进行“评产挤黑”呢？其步骤如下：1、宣传“评产挤黑”、交公粮与调查掌握实际材料相结合。就是调查某些地主富农的实际田地和产量，在宣传过程中掌握一些准确的材料，让群众进行酝酿讨论，以便进行“挤黑”，及时打破地富的隐瞒抵赖。2、自报登记田地产量与实际丈量抽查相结合。3、评委会的评挤与广大农民的评挤相结合，要在群众中反复讨论通过，以求得真正公平合理。4、三榜定案与表扬模范、惩罚过期瞒产瞒田地相结合。现在的缺点是干部评议包办了群众的评挤，没有发动广大群众起来进行。评委会成分不纯的，必须立即纠正。

发动群众坚决进行反霸斗争。这是因为恶霸依靠或组织了一种反动势力称霸一方，为了私人的利益，经常用暴力和权势欺压与掠夺人民，造成人民生命才产的巨大损失。他们骑在人民头上，威风凛凛，作威作福，是农民最凶恶的敌人，是封建地主中最凶恶、最残暴的一部分，大都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当权派。如振泰区的李发坤曾是伪队长，手里掌握反动武装，亲手残杀了3条人命，霸占案17件，扣克工资17件，高利盘剥9件，另外是吊打人民教师，勾结土匪，阴谋叛乱等，使得振泰区广大农民家破人亡，困苦不堪。所以农民起来要求坚决斗争恶霸，完全是应该的，合理正义的。也只有群众起来坚决斗倒了恶霸，打垮了地主的威风，农民才能真正站起来，翻身作主。但斗争中要区别恶霸的大、中、小，要集中力量斗争大恶霸，而小恶霸虽然也做了一些坏事，只要他们诚心向群众悔过，守法重新做人，应采取从宽、从轻处理。还要注意，除了地主中罪大恶极的以外，农民中过去当过保甲长，为非作歹，做过一些坏事的，只要他们向人民群众认错悔过的，老老实实守法，劳动生产，即可不必斗争。还有一点要注意区别的，就是解放前是恶霸，解放后停恶守法，向人民低头认罪，也可以从宽处理，而现在仍然为非作歹者，必须坚决的斗争。

如何进行反霸呢？主要是进行说理斗争，捆绑、吊打的方法是不对的。“严禁乱捕、乱打、乱杀及各种肉刑和变相肉刑”。要以说理、斗法来进行反霸斗争，必须向农民讲清这一道理，即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我们应该以国家主人的地位身分，按照政府的法令来斗争恶霸。我们如果不按法令，采取乱打、乱捕的方法，那就有损我们国家法令的遵严和有损我们国家主人的身分。我们应该按照政策法令，光明正大、理直气壮地进行斗理斗法。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地控诉地主的一切罪恶，宣布地主、恶霸的残暴无耻，有充分的人证、物证，使地主在群众面前供认一切罪行，做到既打垮地主恶霸的政治威风，又教育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

为了达到正确反霸斗争，一是斗争前要进行充分的酝酿讨论，如开干部会、积极分子会、苦主会等，充分诉苦和交待政策。二是斗争会由农协会组织，事先做好准备，干部协助并由党委、政府负责人在斗争会上讲话撑腰。三是结合当前“评产挤黑”和减租减息工作，把反霸斗争的热情引导到完成当前的任务上来。

                               1951年2月

注：张钧时任中共普洱地委书记。他的讲话共五个问题，这是经本人审阅后印发的两个问题。

普洱专署给景东县政府的指示

景东县政府：

我们看了你们财委4月9日的报告及3月份给我署的报告，有如下几个问题特提出请你们研究并参考。

一、关于公粮问题（略）

二、生产、防旱抗旱救灾工作（略）

三、你县的“三反”有成绩，搞出了不少问题，不仅是经济上的贪污，而且还有政治性的问题。根据你们3月的工作报告，在机关已逮捕了不少人，并继续穷追反革命分子，这点你们应很好掌握。一般说贪污分子，无政治问题的人比较好处理，坦白退赃都比较容易，带有政治性的就比较难了。“三反”前一段容易搞，后一段要确实查证材料，追赃款用途，就要搞到政治问题上去。有了这样的情况，领导上的头脑更要清醒。不要采取穷追猛打或用过“左”的做法，避免乱咬假供。结果一时搞不清楚，领导被动，你们应特别注意这点。在处理贪污分子时，应将贪污的数字和情节划清界限（属贪污或违反财经纪律、公私不分、占小便宜者应区别清楚）。在政治上、思想上从严，而组织处理从宽。个人生活作风、思想问题，不应加在贪污上去处理，否则就会打击面过宽。如果贪污和政治问题牵连在一起，而经济问题弄清了，政治问题未弄清（政治问题不可能马上弄清），应先处理经济上的问题，政治问题放在以后处理。当然，经济和政治问题同时都弄清了，也可以同时结案处理。这点，上级没有明确指示，仅是专区节约检查委员会的意见，请参考。机关、学校中的反革命分子你们已逮捕不少，关于逮捕这些人，应先请示上级批准后再行动。特殊情况者，如发现逃跑或者暴动事例外，一般的不应多捕，请注意。

                                      1952年5月11日

注：标题为编者所加。

林街、岩头联乡各民族代表团结公约

我们林街、岩头两乡汉族、回族、裸族、蒙化、彝族代表共61人，开了各民族代表会议。会上，我们代表各民族说出了解放前闷在心理的话，吐出了阶级压迫、民族歧视的苦水，揭发了存在的民族隔阂与民族疙瘩。一致认识到，这些民族隔阂和民族疙瘩的存在是将匪帮及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压迫所造成的结果。我们一致表示：只有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族紧密地团结起来，彻底消灭封建地主阶级，才能顺利完成土改，巩固胜利；才能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才能建设好各族人民的伟大祖国。因此，特订立民族团结公约，保证传达到各组各户，做到家喻户晓，人人遵守。

一、以前的民族隔阂、民族疙瘩是封建地主阶级造下的祸根。我们要从乡到户，人人都做到话明气散，解掉疙瘩，不再记以前的仇恨和隔阂。

二、我们要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紧密团结，如弟如兄，共同消灭地主阶级。

三、我们以后要互相遵重风俗习惯，不再用轻视口语来互相侮辱和谩骂。

四、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阶级一娘生，各民族中的地主阶级都是我们的死对头。

五、从民族团结出发，有利于生产发展，坚决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团结互让，公平合理，不争吵，搞好分配。

六、团结起来，组织互助组、合作社，互助互爱，发展生产，迎接祖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七、翻身不忘毛主席、共产党、解放军，各族农民团结到底，永远跟着共产党、毛主席。

                            林街、岩头联乡族代会谨订

                                 1953年5月21日

注：标题编者有改动，原标题为《林街岩头联乡族代会关于团结公约的决议》

景东县关于农村整党情况报告（节录）

景东县1950年1月发展党员，同年7月停止发展，到现在已有3年多时间。3年多来结合镇反、“三反”、土改等运动，对农村党组织进行整顿。现将基本情况及今后农村整党工作意见报地委。

一、一九五0年发展党员的基本情况

农村发展党员133人，建立党支部14个。当时的发展党员工作是违反了组织原则的，建党的干部对建党的方针认识模糊，将一些不具备党员条件和根本没有觉悟的人吸收到党内，更严重的是使一些地霸、土匪、反动党团员、反动会道门分子趁机混入党内。这就不仅造成党员思想不纯，而且造成组织上严重思想不纯。如文井支部有党员42人，其中已逮捕属于地霸、反革命分子的4人，属于地富分子和土匪的11人，土改中被改造、管制的4人。

二、结合镇反、减租运动的整党情况

1951年在伟大的镇反和减租减息等运动中，将混入党内的地霸、反革命分子揭发出来，这就初步纯洁了党的组织。全县133名党员中清洗了22人，取消候补党员资格4人，不够党员条件劝退5人，没有再联系组织关系2人，参加工作35人，农村还有党员65人。整党是有成绩的，但组织不纯的现象，未得到根本改变。

三、目前党员的思想作风与组织上存在的问题

县委依据省、地委关于整顿农村组织的指示精神，在土改中布置了有关方面的工作，主要是结合土改在原整党的基础上，进一步摸清农村党员的政治历史、阶级出身、觉悟程度，特别是具备党员条件的和不够党员条件的具体情况。待土改复查时结合农村建党时进行整党。从摸底了解情况看：

（一）基本上具备党员条件，土改、生产中起了党员作用，群众反映也好的共10人，占14.6%。

（二）混入党内思想作风恶劣的党员未作处理的情况（略）

总的来说，3年多基本摸清了农村党员的情况。现在他们要求转正，有的可考虑重新入党。农村65名党员中具备党员条件的13人，不够党员条件的52人。

四、农村支部活动情况

1950年在农村发展党员后建立了14个党支部，除文井区两个，勐大区3个外（以上两区建立的是分支），其他9个区每区建立1个党支部。这些党支部都由农村的党员与区级机关的党员组成，支部书记绝大部分是区委书记。经过镇反、土改等运动，将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清洗了一批，由于党员减少，合并了一些支部，现在全县共有支部8个，但从没有出现过停止活动的支部。

五、根据上述情况，按省、地委关于农村整党的指示精神，我们意见是，在农村党员的地方建党时，结合整党。党员较多的是文井、勐大、锦屏、安定、太忠5个区，除勐大区外，其他4个区在今年分两批建党。主要做法是：全面了解党员的政治历史、思想觉悟，结合建党中的每一步培养教育他们。学习党员8条标准，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做好整党的关键在于明确农村整党的方针、目的，认真严肃慎重，防止急躁情绪，注意分清思想问题、政治问题、历史问题。对那些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宣布清除出党；对历史不清，根本没有党员觉悟，本人不愿意当党员者劝其退党；至于过去入党时不够党员条件，现已具备党员条件的可考虑重新入党；入党后在候补期中一贯表现好，具备了党员条件的，可酌情转正。组织处理坚持报地委审批。

                               1953年9月2日

杨一堂关于景东县互助合作的情况报告

5月25日，工作队到景东，听取了县委介绍情况后，于27日下午到第三区（文井）老练乡工作了15天。

景东县于1953年10月结束土改复查。土改刚结束，接着就开展了大张旗鼓地深入细致地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今年2月初，结束粮食统购统销工作。3月以后转入开展互助合作、爱国增产运动。3个多月来的运动发展很猛，取得了显著成绩，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互助合作、爱国增产运动已成为农村工作的主流，基本形成了广大农民自觉自愿的群众性运动，发展速度是迅速的，来势较猛。入春以来，县委就试办了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是正常的，起到了示范和影响带动作用。对第三区老练乡30个互助组的检查，未发现强迫或变相强迫的现象。

景东县互助合作、爱国增产运动发展迅速，且较为稳妥正常。县委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和省委“ 重点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力发展互助组，发挥单干农民的积极性，在互助合作带动下，掀起一个爱国增产运动，完成1954年的农业增收任务”的方针。经过县互助合作代表会和训练班后，为互助合作培养了1万多名骨干和积极分子，为运动打下了一定基础。

在土地改革较晚的地区，只要领导头脑清醒，按党的方针政策及时加强领导，不断纠正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发展猛与较迅速并不可怕，也不致造成运动的混乱。因此强调土改结束晚，没有互助合作运动的基础，怕急躁冒进（当前干部思想上存在着这一问题）而不去或不敢领导群众积极行动，相反会落在群众后面，限制群众的积极性，使运动形成自流。

三、景东县委在半年来领导互助合作、爱国增产运动中取得的成绩，主要是坚决执行了省委有关指导运动的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及“重点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力发展互助组”的方针。今年2月，县委强调把工作中心转入互助合作、爱国增产运动以后，干部由于对互助合作运动缺乏经验，加之过去互助合作的混乱情况，曾产生不敢大胆去领导的情绪。县委及时结合防旱抗旱和春耕生产，分析了农民经过总路线的教育所激发起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说明大力发展没有危险。并根据平坝与山区、土改基础、干部力量等提出了不同的具体要求，使运动得以大力发展。在防旱抗旱、兴修水利中，曾产生把生产与互助合作分割开来的做法也及时纠正。4月以后，全县互助组的发展已较多较猛，但互助组的骨干不强，等价互利及管理都跟不上生产的要求。县委又提出了“巩固提高为主，结合发展”的具体方针，进一步明确了巩固提高的几个主要方面。由于县委对运动的积极领导，并根据全县的基础与不同情况进行具体指导，因此运动发展一般正常。

（二）坚持不断地从思想上发动群众，在运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以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这是互助合作、爱国增产的思想基础，是使运动不断深入发展的关键。

（三）坚持农业生产与各项农事活动必须在互助合作的带动下进行，经过一系列的生产又促进互助合作的发展和巩固提高。

（四）坚持以指导运动的方法来领导互助合作、爱国增产运动。主要是运用互助合作代表会的形式，从县到乡一系列地召开。

（五）坚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发挥各部门的作用。

                                 1954年6月17日

注：杨一堂为省委农村工作部干部，这是他给省、地委的报告。

专题资料

解放初期的征粮工作

景东县委党史征研室

解放初期的征粮工作，从1950年初开始，经过筹粮迎军，先征后算，评产挤黑、先评后征的三个阶段，到实行统购统销前的1952年底结束，历时3年时间。

一、征粮的历史背景与必要性

解放初期，景东县粮食的生产与供求矛盾十分突出。

——地方上原有的一些积谷被梁星楼地霸武装人员吃光。1948年8月梁星楼任景东县长以后，为了巩固其统治，扩张势力范围，拉起千余人的武装，人员众多，积谷已开销殆尽。

——1949年是天灾与人祸俱全的一年。天旱少雨，气候反常，各种病虫害并发，粮食歉收。连年战乱，人民流离失所。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9支队42团、第二武工团和滇西人民自卫团（12月整编为8支队）解放景东后，共同筹建县临时人民政府，同时还分片负责筹建区村人民政府。

——景东整训总队于1950年1月10日成立，对溃散在景东的梁星楼部人员500多人进行整训，4月底结束，历时3个多月。

——1951年至1952年，修筑弥（渡）宁（洱）公路的景东至宁洱段，宁洱、景谷、镇沅、景东4县上阵民工1.35万余人，民工粮食全部由景东负责供应。

——米阶日渐上涨，粮食十分紧张。逃荒要饭的人随处可见。地主和粮商倒卖粮食，从中渔利。一些敌对分总从中进行破坏，企图用粮食卡住共产党的脖子，进而扼杀新生的人民政权。军政人员需要供给，人民饥荒需要救济，国家建设需要支援。粮食成为具有政治意义的特殊商品，征收粮食成为解放初期一场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

二、征粮的部署及政策

1950年初，县临时人民政府筹备处成立筹粮委员会，着手进行工作。4月，中共思普地委派出李元惠为队长，陈一新为副队长的30多人征粮工作队，协助征粮工作。5月，以赵怀义为队长的解放军征粮队到达景东协助征粮。5月11日至16日，全县分两片在里崴、县城召开区级干部及士绅会议，县委书记杨东城传达思普地委关于征收公粮工作的指示。指出“征粮工作是目前压倒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强调要“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先粗后细，先征后算，眼睛向着大粮户，只准完成任务，不准强调困难”。会议部署了秋前征收1949年公粮工作，全县应征收公粮任务数750万公斤，其中，中央粮682.5万公斤，地方附加粮68万公斤。

征粮任务的分配依据是：安照旧政府的赋元，全县为248864元，这个数字除总任务，每个赋元是27公斤中央公粮，2.5公斤地方公粮。每市斤附征人民币10元。1元以下的免交，1元以上的照累进法征收。征粮的依据是“田多则多出，田少则少出，无田则不出”。原则是合理负担，按照产粮通过民主评议来力求合理。照旧政府的赋元征收，是因为刚解放，征粮时间紧，任务重，来不及实地丈量定产。通过民主评议，是为了避免原产量不实而使负担量出现偏差。旧政府丈量土地是有偏差的，请客送礼者的田地量得少，否则就量得多，或者山高箐深不去实地丈量而遗留“黑”田“黑”地。

负担率：地主达产量的80%，富农达40%～60%，中农15%～30%，贫农5%～15%。全县平均负担率为总产量的30%。

抵征问题：原“边纵”8、9支队，武工团等所用去的粮食，可以抵征任务，梁星楼旧部所用去的粮食不能抵征。

实物折抵限于冰糖、手工白糖、红糖、茶叶、棉花、棉纱、土布、食盐、鸦片（1950年9月前）、大白纸、面粉、挂面、香油、草纸等。其价格与贸易公司会商后确定。折款的比率是：人民币100元（旧币，1955年3月以后发行新币，新旧人民币比率为1∶10000，下同）折米半公斤，袁大头、孙大头（银元）每块折米7.25公斤，川板小头、杂洋（船洋）每块折米5.75公斤，半开1元折米3公斤，白银（银饰品不收）每两折米6公斤，赤金每钱折米60公斤。杂粮如蚕豆、大麦、黄豆、玉米、小麦都按一定比率折成大米数交纳。

三、开展征粮

1950年初，根据思普临时人民行政委员会下达的筹粮任务，县工委、县临时人民政府筹备处发出筹粮迎军的号召，各区、乡相继开展了筹粮迎军活动，掀起了征粮的宣传发动热潮，至4月20日止，在文井区筹粮7.5万公斤，锦屏区筹粮1万公斤。

征粮直接触动了占有大量田地的大地主、恶霸以及土匪头目的利益，他们串通一气，造谣惑众，以反“三征（征粮、征税、征兵）为借口，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发起了进攻。太平区苏久亮、黄月秋、周敬斋等地霸，胁迫100多人于5月中旬攻入区政府，劫去税收实物及枪支等物，绑架区干部。明善区以罗有璧、曹会光为首的地霸，指使人暗杀区长何耀邦，杀害农民征粮积极分子黄成，在街上贴出“保住粮食不交共产党”的反动标语，煽动老百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推翻共产党”。崇文区地霸罗治华、安定区地霸江尚文、锦屏区地霸章玉能，高嵩等人造谣、煽动群众抗粮抗税，搜罗武器，策划攻打区政府，伺机暴动。振泰区戛里渡口地霸陆正荣网络40多人武装，公开威胁村干部说：“你们征粮积极，可得小心点！”还煽动说：“区长是外地人，干错了穿起草鞋就走”。有些地主分子扬言说：“要田要命都拿去，要粮不行”。有的以拖、赖、骗等手段软抗交粮、一时反革命气焰嚣张，人心惶惶，征粮工作陷于僵局。

1950年5月底，解放军39师115团征粮工作队、武工团奉命平息太平区暴乱。6月初，集中解放军征粮队、武工团、模范队（区武装民兵）等300多人，由副县长王尧指挥，平息了明善区地霸暴乱。平暴后，征粮队分赴各区协助工作，解放军115团进驻景东县城，威慑了反革命气焰。

6月2日，县委、县人民政府召开扩大干部会议，县委书记杨东城传达了宁洱地委关于财经工作的指示，指出：要克服财经困难，就必须对财经工作实行统一集中，统一财政收支管理，节省开支，审定编制，核定人员，清理仓库物资。7月，县委、县人民政召开拥政座谈会，邀请开明士绅参加，县长张峰礼作动员，县委书记杨东城作了《关于征粮工作的政策报告》。会议要求士绅在征粮中起带头作用。士绅杨嵩高、李尔功、刘印田等在会上发言，表示拥护政府决定，做好家属的工作，力争完成任务。

7月1日至5日，县城隆重召开1600多人参加的“七一”纪念大会暨干部士绅大会，地委第二书记张华俊、行署副专员罗正明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会议总结了几个月来的征粮工作，表彰了文井区、锦屏区等征粮先进单位，检讨了工作中的失误。进一步宣传了征粮的重要意义及政策规定。讨论中，士绅们纷纷签名表示要保证完成任务，提出组织协征会，广乏动员各阶层人士，协助政府征粮。会议最后一天，枪决了执迷不悟、与人民为敌的地霸暴乱头子曹会光，释放了5名愿意悔过自新的胁从者。

7月6日，县政府成立协征公粮委员会，县长张峰礼任主任，士绅马熙泽为副主任，杨嵩高、李尔功、苏有为、周鸣刚为常委，委员会下设总务、宣传、督导3个股。区级相应成立协征委员会，下设3个组。下旬，以村为单位成立协征会。如锦屏、清凉等区把未交清公粮的人组织到协征会里，促使其完成任务。有些村则把交清的户和大户都组织进协征会，扩大统一战线，孤立顽固分子。协征委员会制定《协征奖励办法》，具体规定是：在公布第一榜时完成任务100%，能广乏宣传并推动3户大粮户完成任务者，为一等奖，奖锦旗一面；在公布第二榜时完成任务，并能推动2户大粮户完成任务者为二等奖，出快报或喜报嘉奖；公布第三榜时完成任务，并能推动一粮户完成任务者为三等奖，给予通报嘉奖。协征会还发动群众订立《交粮公约》，互相监督，促进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任务。

除配备解放军征粮队外，领导干部亲自下去指导工作。县长张峰礼负责南五区、北区，副县长李英负责中区，副县长王尧负责西区。当时交通不便，没有公路，他们穿着草鞋爬山涉水到各区检查指导工作，直接“啃硬骨头”，支持和鼓舞了基层干部征粮的积极性，推动了工作。1950年10月，召开了全县各界人民代表座谈会。会议围绕着扣租、减息、扫清1949年公粮尾欠及完成1950年公粮任务等中心工作，广乏团结各阶层人士，为政府出谋献策。县协征会召开城区负担250公斤以上粮户会议，表彰了先进粮户，促进了后进交粮户。各区召开士绅会、干部会、群众会、农代会、妇代会等，传达县“七一”大会精神，组织协征会、评议会以及征粮突击队，并选择重点村、重点户进行突破，以点带面。各区还把贫雇农组织起来，组成催粮队、说服队、挑粮队，挨户催收，对顽固的抗粮分子则进行说理斗争。如景福区地主刘伯威抗拒交粮，扬言“要杀就杀，不交粮食”，气焰嚣张。8月5日村上召开群众斗争大会，他保证两个星期交粮，可是到了第二天，他又说：“昨天说什么都忘了”，拒绝交粮。针对这种情况，8月11日召开全区士绅大会，12日召开全区群众大会进行斗争。民乐区斗争了抗粮的地主陶学相，文井区逮捕了杨小甫、金其玉，其他区也斗争了抗粮的顽固分子。对富农号召他们早日交粮，对地主则责令交粮，对极少数顽抗到底的人押送县上拘留。这样，顽固分子的嚣张气焰被打下去了，扫除了征粮工作的障碍，使僵局迅速打开。

为推动征粮工作，县区两级都办了《快报》，通报表彰征粮进度快、质量好的典型。如锦屏区三村、安定区五村的征粮典型材料，由县委加按语批示印发各区通报表彰。此外，还开展征粮挑战应战活动，区与区、村与村、户与户竞相比赛，互相促进。

在交粮中，有些大户拖延时间软抗不交。为此县委发出通知，规定8月1日为全县集体交粮日，各区也规定了本区的集体交粮日，统一组织入库。南五区的大粮户刘俊卿3天完成5500公斤的公粮任务，还带动3家粮户3天完成任务。各区除了抓进度，还开展了比干净比饱满比组织好的“四比”活动，做到快交粮、交好粮。贫雇农们说：“交好翻身粮，支援国家建设，公粮交不好，翻身就翻不好。”

为了进一步贯彻合理负担的原则，1951年1月，开展评产“挤黑”（指挤出原没有纳入统计的田地），改变原来先征后算的办法，实行依率计征。1月8日至18日，县委召开区级干部会议，以办训练班的方式，进行评产与计算方法的培训。村级成立评议小组，以人民代表、各阶层人士组成。方法上，县委掌握征粮任务较重的振泰、锦屏、文井、安定、勐大等5个区，各区也掌握重点村。县区抽出人员组成征粮队分别到村征粮。

评定产量是征粮的重要环节，也是进行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的重要依据。其具体做法是：按照1950年的面积、产量，根据不同的田地定出不同的产量等级。如锦屏区第三村确定田最高产量400公斤，最低80公斤，地最高370公斤，最低60公斤。安定区第五村根据旱地肥力程度，定出6个产量等级：一等330公斤，二等320公斤，三等290公斤，四等265公斤，五等215公斤，六等125公斤。经过群众评议，选择标准地评定产量，然后出榜公布，反复核查，三榜定案。

经过发动群众进行评产，开展反满产反瞒田反破坏的斗争，打击了各种破坏活动，产量趋于合理。评产后进行复查，纠正了部分干部对产量“宁重勿轻，宁高勿低”的思想。1951年4月，评产挤黑工作结束。全县共挤出“黑田黑地”27952.7亩，计产量400万公斤。清理1949年和1950年的公粮尾欠，把减免政策交给群众，对因灾减产或因实际困难无力完成任务的农户，给予酌情减免。

1951年7月26日，县财经小组改为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忠毅，副主任委员宋仕禄。9月，各区成立财经小组，区委书记任主任，区长任副主任，财经助理、税务所长、粮库负责人、贸易组负责人为委员。11月14日，县委成立秋征委员会，下设秘书、宣传、检查、财粮4个组，并派出5个组分片检查工作，检查组每5日向县委报一次征粮进度。12月4日，县委发出《坚决贯彻省委指示精神，突击完成征粮任务的指示》，强调“今年秋收的基本政策是放手发动群众，展开斗争，迅速地从地主富农手中拿出粮食来”。

由于解放前夕兵荒马乱，人民流离失所，加上当年自然灾害严重，太忠、景福等区出现饿死人的情况。为此，县委发出指示，要求征粮必须结合生产自救等工作，体现征粮为国家建设，也为群众生活的宗旨。县委成立爱国增产节约委员会，厉行节约，严厉惩处一批贪污腐化分子，发放救济粮50多万公斤，农贷粮45万公斤，籽种40万公斤，水利款3000万元，农具1亿多元，耕畜款1.3亿元。还将没收地主、恶霸的财物10多亿元分配给农民。在生产自救方面，组织打猎队、捕渔队、采野菜队等，如文龙区捕渔1350多公斤，崇明区采野菜1万多公斤。政府还号召自由借贷，有借有还。如勐大区自由借贷粮食1.84万公斤，缓解了饥荒。

1952年，实行查实面积，定实产量，依率计征，依法减免，逐步实行统一累进，并取消一切附加款。经过三年的艰苦工作，征集到1949年公粮14.93万公斤，折抵实物计30.5万公斤，附征人民币5152万元；1950年度，中央粮250.5万公斤，地方粮32.5万公斤，折款2.59亿元；1951年公粮825万公斤（包括追交原尾欠），1952年公粮504.8万公斤。

征粮工作的胜利完成，基本保证了军需民食，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支援国家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粮食统购统销奠定了基础。

                                     执笔：罗  舜

平息地霸暴乱

景东县委党史征研室

1950年初夏，景东县各级人民政府刚建立不久，地处哀牢山腹地的太平（龙街）、崇文（大街）、明善（花山）区，先后发生地霸反革命武装暴乱。景东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在解放军征粮工作队的支持配合下，贯彻执行“政治瓦解与军事进剿相结合”的方针，将暴乱迅速平息。平暴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反革命的嚣张气焰，保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安定了民心，极大地教育和鼓舞了人民，保证了征粮征税和民主改革的顺利完成。

                            一

太平、 崇文、明善（以下简称“东三区”），位于景东县东部的哀牢山区。东与楚雄、双柏接壤，北与南华毗邻，南与镇沅相依，是景东与外州县的结合部。地域辽阔，人烟稀少，居住分散，民族杂居。解放前是国民党县长梁星楼的反动武装“自卫大队”大队长苏久亮（苏履明）、支队长田重时、“三纵队”副司令杨希良及大地主罗有璧、乡长黄月秋、旧军官雷璧学的势力范围。这里的人民群众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欺压和剥削，经常遭受县境外土匪的抢劫和蹂躏。

景东解放后，于1950年3月1日建立县临时人民政府（6月6日改称县人民政府）。接着，“边纵”9支队第二武工团分赴三区开展建政工作。三四月间，太平、崇文、明善区人民政府相继建立。新政权建立后，为解决当时的财政困难，保证军政开支和粮食供应，全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征粮征税工作。5月中下旬，正当征粮征税紧张地进行，景东整训总队300余人开赴宁洱（普洱）整编为人民解放军之际，东三区的一些恶霸、地主和乡保长内外勾结，秘谋暴乱，顿时阴云密布，狼烟四起，反革命的气焰甚嚣一时。

明善区暴乱，区长遭枪杀。1950年4月21日，明善区人民政府在今营盘老街子成立。新政权建立后，以罗有璧、罗恒先、罗恒连、曹会光、王兴福（混入民兵武装的兵痞）亲自到双柏县鄂嘉串通匪首赵元功；到崇文区勾结地霸罗治华、田重时等，企图攻打明善区政府。罗有璧、罗恒先和罗恒联密谋指使王兴福杀害区长何跃邦。5月14日，副区长徐天瑞（士绅）派王兴福和模范队员王学信、罗承发护送何跃邦上县城开会，途中在翻越熊洞山，下到三台坡时，王兴福突然从后面向走在前头的何跃邦开枪，何当即应声倒地，紧接着又一枪击中何的胸部致死。王取下何背在身上的二十响枪和子弹袋，接着威胁王学信、罗承发说：“不准告诉任何人，谁走漏了就打死谁。”并于当天返回蛮闷（花山乡文召村）罗有璧家“报功”，得到了罗的赞赏。区长何跃邦遭杀害后，区政府工作人员和模范队不驱而散，各自回家。三四天后的一个夜晚，曹会光、王兴福、王长明等主谋，在黄栗树村（今文光村曹会光家驻地）中岭垭口，由曹亲手杀害了农民征粮积极分子黄城。罗有璧还将王子章、王佃章、王俊元、王辉、王长明、杨兴周等地霸、乡长纠集起来，造谣惑众，欺骗、裹胁部分不明真象的群众拼凑107人的“抗粮队”，下设4个中队，由罗有璧之子罗恒先任司令，曹会光任副司令，王兴福任大队长，罗恒达任参谋。他们以黄栗树为据点，四处活动，到花山街（区政府驻地）大量张贴反动标语，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太平区暴乱，副区长被绑架。1950年3月20日，太平区人民政府在现龙街乡垭口街成立。新政权建立不久，匪首苏久亮，原国党乡长黄月秋、周静斋等与混入区政府任总务的钟国成（原国民党保长）、文教助理史玉斋（原国民党乡长）相互勾结，在新平村（今龙街乡）狐狸洞策动暴乱。他们散布“共产党领导粮重税重”的谣言，煽动“起来抵抗共产党”。欺骗、裹胁部分群众拼凑了127人的匪队。5月12日，苏久亮召集钟国成、史玉斋、段荣富等在岩子脚周静斋家开会，密谋商定攻打区政府。5月14日晚，苏久亮以区长李伟要在龙街（苏匪家驻地，现龙街乡政府）召集群众开会为名，把部分群众诱骗到家中，然后宣布“今晚攻打乡政府。”并规定：一、不得走漏风声，谁走漏杀死全家；二、只许前进不准后退，谁逃跑就打死谁。接着，匪队沿扎果小河向垭口街开进，一些群众方知被骗，在途中趁黑夜跑了不少、匪队行至垭口街坡脚扎果小河拱桥桥头时，叛匪内应钟国成已打着火把在桥头等候，并报告苏匪说：“李伟区长已上县城开会，白志和（副区长）、菜巴巴（民兵指导员郑安贵）在戈瓦村，不住王瑞卿（地主）家就是住在李子树。”苏匪听后即分兵两路，一路由苏匪亲自带领直赴王瑞卿家；另一路由匪干周绍仁带领到李子树。15日拂晓，苏匪到达戈瓦村即包围王瑞卿的家，并用枪托撞开王家地楼房门，将熟睡的白志和、郑安贵拉出捆绑在王家马厩的柱子上。苏匪恶狠狠地骂道：“你们天天征粮、收粮，把粮食都拿光了，给你们吃稻草！”边骂边向白、郑的嘴里塞道草。接着又刑讯拷打之后，命令3名匪干将白、郑押送龙街。上午，两路叛匪汇集在王家吃过早饭，又向垭口街区政府开进，约中午11时到了垭口街。由于有钟国成、史玉斋作内应，叛匪不费一枪一弹就开进区政府，将财物洗劫一空，抢去步枪20余支及弹药一批，银元半开2000多元，鸦片5200多两。苏匪暴乱得逞后，将匪队带到坝塘（今竹者村），后编为一个大队，下设3个中队，由苏久亮自任大队长，黄月秋、周绍仁任副大队长。并到双柏县鄂嘉勾结匪首赵元功，到楚雄串通匪首刘晓泽，妄图攻打景东县城。

崇文区密谋暴乱未遂。1950年3月25日，崇文区人民政府在原三营黉学成立，武工团员何文旺任区长，开明士绅戴少怀任副区长，并建立民兵模范队20多人。新政权建立后，地霸、乡长罗治华、王崇秀、饶仕昌等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他们勾结新平县匪首李崇安、双柏县鄂嘉匪首赵元功，串通文井地霸戴洪章、明善区匪首曹会光，并纠集部分地霸、乡保长，裹胁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组成97人的叛匪中队，由王崇秀自任中队长，周正兴任副中队长。5月29日，罗治华、王崇秀、饶仕昌。戴洪章、曹会光及混入昆岗村政府（现大街乡），并窃据村长的叛匪杨元刚等到双柏县鄂嘉赵元功家合谋，由曹会光带领叛匪攻打明善区政府，赵元功带匪众20多人连夜赶到昆岗村灵官庙接应。5月30日，杨元刚以造户口册为名，将群众诱骗到昆岗村，群众到齐后杨即宣布“今天要去攻打黉学区政府，青壮年一个都不准退，谁要是逃跑就斩草除根，”威胁群众参加匪队，然后把匪队开到文燕山后。此时，杨听说明善区曹会光匪队已被打散，罗治华、王崇秀、赵元功又将匪队带到三营后山老君殿，并派祝成林、罗维新二匪到区政府找模范队队长罗如美和罗应达联系作内应，并规定了联络暗号。祝、罗二匪到区政府内找到了罗如美（当时区政府内驻有解放军工作队），当场被罗痛骂，祝、罗二匪慌忙逃出区政府，这时隐蔽在后山老君殿的叛匪见情况不妙，不宣而散，各自跑回家中，匪首罗治华、田重时逃往双柏县，在镇反中被抓获枪决。

安定区阴谋暴乱未遂。1950年3月6日，安定区人民政府在鼠街成立，由许卫安任区长，士绅罗树清任副区长。

安定“北区大王”（又称“顺江大王”）江尚文，是国民党县长梁星楼的第三支队长，解放景东时被解放军击溃，跟随梁星楼逃往蒙化（今魏山县），后被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8支队整编。但是，江尚文不愿弃暗投明，潜回鼠街暗地里与地霸、帮会头目赵通勾结，纠集其旧部的一些溃散人员，在关帝庙、铁匠房密谋策划，共饮鸡血酒，结成生死之交，并与邻区匪首相勾结，妄图组织武装暴乱，占领区政府。江匪阴谋暴露后，县委、县临时人民政府即派出副县长、武工团长王尧和征粮队长赵怀义率领的武工团和解放军征粮队，于5月29日星夜赶到安定区将江匪的同伙赵通逮捕。江尚文闻讯后逃往南涧（在镇反中被捕获枪决）。在其家中的两口棺材内查获长短枪40多支，子弹千余发。由于侦察报案及时，县委采取了紧急措施，使江尚文的反革命阴谋暴乱未能得逞。

                           二

东三区地霸反革命武装暴乱相继发生后，县委及时研究分析认为：全国大陆已经解放，全县各级人民政权已经建立；人民解放军39师115团征粮工作队100多人已进驻我县，解放军一部300多人已进驻新平、双柏、镇南（今南华县）县，在与东三区结合部的哀牢山地区剿匪；县已建立整训基干大队90多人，各区都建立了民兵模范队；东三区叛匪大多是被裹胁参加的群众，与人民为敌的匪干是少数。只要认真贯彻执行“政治攻势与武装进剿相结合”的方针，暴乱即可迅速平息。根据上述分析，县委采取了以下对策：

（一）迅速建立县、区剿匪委员会。县剿匪委员会于6月初建立，由县长张峰礼任主任，县委书记杨东城任副主任，副县长王尧、彭学孔任委员。各区剿匪委员会于6月中旬相继成立，由区长任主任，解放军工作队队长任副主任。东三区建立联防指挥部，由王尧任指挥长，赵怀义（解放军征粮队长）、王绍周（县政府武装科副科长）任副指挥长。在县委、县剿匪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平息暴乱。

（二）制定剿匪的方针和策略。东三区地霸反革命暴乱的匪队，大多数参加者是受骗、受裹胁的群众，顽固的匪首、骨干只是少数。因此决定采取“开展政治攻势为主，军事进剿为必要手段”的方针，在策略上，“争取多数，打击孤立少数匪干，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并发布《劝告叛匪自新书》，大力宣传和执行“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

（三）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以各种形势召开干部会、群众大会宣传当前形势，揭露反革命武装暴乱的罪行，稳定民心，安定社会秩序。教育广大干部、群众提高警惕，克服和平麻痹思想，积极支持平息暴乱的斗争。

（四）大造舆论，虚张声势。在县城及主要道口，扎牌坊、张贴标语，造成人民解放军进驻景东县剿匪平息暴乱的浩大声势，并及时公布剿匪平暴的战况，以震慑敌人，鼓舞群众。

政治攻势瓦解太平区叛匪。1950年5月27日，县委派出王尧和赵怀义率领的解放军征粮队100多人，由区长李伟带路开赴太平区政府。征粮队到达区政府后，立即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政治攻势。接着，派出王绍周前往新平村（今龙街乡）老君庙叛匪驻地与苏久亮、黄月秋谈判。县剿匪委员会提出的条件：一是立即放下武器，解放叛匪武装；二是迅速送回被绑架去的副区长白志和及民兵指导员郑安贵；三是交出抢劫的一切财物。叛匪在军事压力及政治攻势下，无条件地接受了县剿匪委员会提出的条件。谈判后的第二天送回了被绑架的白志和、郑安贵；第三天送缴了抢劫去的武器弹药、银元半开、鸦片及其他财物。这股叛匪仅10天内就全部瓦解。匪首苏久亮、杨成元负隅顽抗，逃窜哀牢山中躲藏，在镇反中被捕获枪决。

军事进剿围歼明善区叛匪。明善区地霸反革命暴乱杀害区长何跃邦后，5月21日县委、县人民政府派出副县长王尧带领的武工团、基干队与崇文区区长何文旺带领的模范队30多人前往明善区侦察、清剿，拂晓袭击了曹会光老窝黄栗树村，在黄栗树、邦河村一带将匪众击散。当武工团、基干队和模范队撤下花山街时又与匪参谋罗恒达的股匪接火，叛匪被打散。由于武工团兵力不足，暂退塘坊（今大街乡）驻守，等待解放军支援。同时，向曹匪发出《通告》，令其放下武器，缴械投降。但是，曹匪不听劝告，负隅顽抗，扬言“要决一死战，抗粮抗税到底”。并重新纠集匪干，裹胁部分群众参加，准备向驻塘坊的武工团、基干队和模范队进攻。6月10日，副县长王尧、区队长石安带领的县警卫中队和赵怀义率领的解放军征粮队共100多人（其中解放军90多人），清晨从县城出发，顶着烈日，冒着酷署，行程40多公里山路，天黑前赶到塘坊。此时，汇集在塘坊的解放军、武工团、县警卫中队和民兵模范队等剿匪队伍已达300余人。11日拂晓，曹会光、王兴福带领匪众100余人，从营盘干海子（今花山乡）出发，分两路从解家垭口及大佛堂梁子向塘坊进攻，梦想吃掉驻在塘坊的武工团、基干队和模范队。与此同时，驻塘坊的剿匪队伍分兵三路，东路向秀龙、文岗方向搜索；西路向大文会、石洞寺方向迂回包围；中路向解家垭口和大佛堂梁子方向开进，与两股叛匪迎头行进。当中路分队行至解家垭口时，即与曹、王带领的股匪相遇，匪众闻枪声逃散，剿匪队伍乘胜追击，追至大佛堂梁子时又与匪中队长王崇金带领的股匪展开激战，匪众纷纷往密林深处逃窜，唯有王匪顽固抵抗，当场被击毙。傍晚，三路追剿分队先后到达明善区政府聚集，俘匪12名，缴获步枪12支。被裹胁参加的群众经宣传、教育后释放回家。曹会光、王兴福等匪首逃往双柏县鄂嘉投奔赵元功。

6月12日，由石安带队的追剿小分队20多人，日夜兼程，翻越哀牢山，直插鄂嘉，将匪首曹会光追捕归案。曹被捉拿送县后，正值召开全县干部、士绅大会和纪念中国共产党建立29周年大会，参加大会的干部、士绅和群众1600多人。经前来参加大会的地委第二书记张华俊和副专员罗正明批准，将恶贯满盈的曹匪公审枪决，并广乏深入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对反省较好，有悔改表现的叛匪当场释放。混入民兵武装组织任队长的另一叛匪头目王兴福，在镇反中被捕镇压。

                           三

解放初期景东县东三区发生的地霸反革命武装暴乱，是在全国大陆已经解放，全县各级人民政权已经建立的形势下发生的。暴乱的发生有着深刻的阶级基础、社会原因和思想根源值得认真总结，其经验教训是：

（一）暴乱有其反动的阶级基础。解放前，景东地主阶级的封建

反动势力较雄厚，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社会根基较深。东三区原是国民党58军副军长、县长梁星楼所操纵的“三纵队”副司令杨希良的势力范围，还有一批坚持反动立场的国民党乡、保长和恶霸、地主、旧军官等反革命骨干分子。这些人在解放景东的斗争中，虽然在政治上受到了孤立，但大多数都未受到应有的打击，他们有的逃往县外躲藏，有的龟缩在家窥视风向，等待时机，妄图东山再起。1950年初，“边纵”9支队42团团长杜军率队到明善区查封了大地主罗有璧家的枪支及财产，罗对此怀恨在心，遂与曹会光、王兴福、罗恒先等串通一气，还与新平县匪首李崇安、双柏县匪首赵元功互相勾结，密谋策划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

   （二）有的区村政权组织不纯。在解放初期的建政工作中，由于干部缺乏，为执行党的统战政策，除各区的主要领导干部（区长）由武工团员担任外，还留用、吸收了部分开明士绅和旧职员在区、村政权工作。这对稳定当时局势，安定民心，搞好建政和征粮征税工作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这其中也混进了一些不纯分子，有的在解放前当过乡、保长，敲诈勒索、欺压人民，有的是兵痞、流氓，有的甚至还有血债。而我们在留用、吸收旧职员时，未加严格区别，丧失警惕，以致有的伪装积极，把持了某些组织，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便内外勾结，露出反革命的真面目，成为最凶恶的敌人。杀害明善区区长何跃邦的凶手王兴福就是混入区模范队的兵痞，副区长徐天瑞是混入区政权的不纯分子，县基干大队多数系梁星楼旧部整编人员，区模范队组织中人员也十分复杂，成分不纯。血的教训告诉我们，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保证无产阶级的江山永不变色，无论任何时候，党的领导权和枪杆子必须牢牢地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可靠人手里，任何时候都不能丧失警惕性。

（三）必须加强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解放初期，景东交通闭塞，经济文化极端落后，人民群众的生活极为贫困。而党的宣传和思想工作跟不上，党的方针、政策未能及时地宣传、落实到边远山区的人民群众中去。群众缺乏识别反动谣言的能力，经不起反革命分子的煽动和裹胁，容易上当受骗。所以，我们无论进行任何工作都要把思想宣传工作摆在首位，使党的政策深入人心，使各项工作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在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以后，尤其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加强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防止单纯任务观点，就经济而抓经济的倾向。

（四）正确认识阶级斗争的现实，保持清醒的头脑。解放战争的胜利，各级新政权的建立，使一些干部不同程度地产生了骄傲自满及和平麻痹思想。在胜利的形势下，未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只顾征粮征税，而放松了对反动阶级残余势力复辟阴谋的警惕性。加之，在建政之初党的干部力量不足，干部调动频繁，未能及时地深入了解和掌握社会动态，对可能发生的暴乱缺乏有效的防范措施，造成了严重损失。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是阶级斗争，但是由于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影响，级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我们在集中主要精力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阴谋破坏活动应保持高度警惕。

                               执笔：李应纪  苏有伯

镇压反革命运动

景东县委党史征研室

景东全境解放后，从1951年春至1953年冬，在平息地霸暴乱胜利的基础上，遵照党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在全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以下简称镇反运动）。镇反运动的胜利，狠狠打击了反革命的阴谋破坏活动，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稳定了社会秩序，有效地保障了抗美援朝的顺利进行，为全县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创造了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也为全县的土地改革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

一、镇反运动是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

解放前的景东，地主阶级的封建反动势力较为雄厚，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社会根基较深，反动政权机构和反动党团组织遍及各乡镇，反动军政官员和反动党、团员遍及全县各地。设有县政府及区镇乡公所20个，有县长、科长、区镇长243人；有县警察局1个，正副局长3人；有国民党县党部及下设区分部17个，县党部书记、区分部书记、干事、执委和委员216人，国民党员259人；有民社党县党部及区分部2个，民社党县党部正、副主任、书记、股长、区分部主任、执委、监委32人；有三青团县分部及区分部7个，县分团主任、主委、区队长33人，三青团员263人；有县参议会参议长、参议员22人；有国命党军连以上至军级军官50人。还有大小恶霸783人，土匪735人。地主、恶霸当权，北区有号称“东山大王”的李成堂，“西山大王”罗庆云，“顺江大王”江尚文等各霸一方。县长、原国民党第58军副军长梁星楼在景东竭力强化保甲制，培植反动势力，残酷地压迫、统治着全县各族人民。梁星楼还网罗恶霸、土匪和地痞流氓2000余人，盗用云南人民自卫军的编制序列，打出“第三纵队”旗号，血腥地镇压人民，抗拒景东解放。国民党反动官吏、恶霸、地主、土匪、旧军官、军警特务和地痞流氓相勾结，狼狈为奸，明火执杖地拦路抢劫，杀人越货，残害无辜，无恶不作。

1950年3月1日，景东县临时人民政府建立后，各种反革命分子不甘心自己的灭亡，有的潜伏各地，相互勾结，暗中策划；有的潜逃外县，与境外匪首勾结，企图东山再起；有的则混入各级政权，伪装革命，伺机活动，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太平（龙街）、明善（花山）两区先后发生地霸武装的反革命暴乱，抢劫太平区政府的枪支、弹药和财物，绑架区干部，杀害明善区区长何跃邦。清凉、龙街、永秀等区的土匪、地霸纵火烧毁民房和仓库，投毒杀害干部和群众。有的地霸公开叫嚣：“千年笔墨能说话，万代子孙会报仇。”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和猖獗活动，严重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和危害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影响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了巩固新建立的革命政权，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和保障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一场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已成为各族人民的强烈要求和迫切愿望。

二、镇反运动的基本情况

景东的镇反运动，始于1951年2月，至1953年11月结束，立时3年。按照中央和省、地的统一部署，经历了三个阶段。通过镇反运动，除少数隐藏较深，未被查出及逃出县外的反革命分子外，已基本查肃清。镇反中，缴获、没收步枪450支，子弹19586发，电台马达1台，收音机2部；追缴底财：黄金238.8两，白银28122两，半开151867.5元，银毫2020枚，鸦片43414两。镇反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一）第一阶段镇反（从1951年2月至1951年11月）主要是结合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和评产征粮等工作进行，重点打击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

1951年2月下旬，根据普洱地委关于在全区开展镇反运动的统一部署，县委召开全县第二次扩大干部会议，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组织申冤团，由典型带头诉苦，提高阶级觉悟，分清阶级阵线，坚决地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击恶霸地主。

2月28日，在县城召开县城机关干部和群众数千人参加的镇压反革命分子大会，逮捕恶霸、匪首和反革命分子111人。通过发动群众进行诉苦、揭发斗争，公审枪决匪首、恶霸4人。3月上旬，全县15个区又先后召开区、村干部会议，贯彻县委扩大会议精神，组织发动群众挖苦根、倒苦水，提高了广大贫雇农的阶级觉悟。一致要求逮捕法办那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清算他们的罪行。3月13日，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普洱地委在《交杀人权给内七县的指示》中说：“……为使及时，现将匪类、大恶霸及公开叛乱分子应及时镇压者之处决权交给你们，一面杀、一面报（必须报），不杀就是你们的大错，不捕更是你们的大错。”此后，一场声势浩大的、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群众运动，便在全县范围内迅猛展开。3月下旬，县委分两片（中东西北十区及南五区）召开扩大干部会议，进一步深入贯彻中央关于镇反运动的重要指示。根据广大群众的控诉、检举、揭发，调查整理了罪行材料，报经县委批准，捕了一批，杀了一批。5月10日，县委召开全县区干部联席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关于“谨慎、收缩”的方针和4月25日普洱地委关于“停止捕人，暂停杀人”的紧急指示，总结经验教训，纠正运动中的偏差，运动转入清理案犯的工作。据5月10日统计，全县共逮捕案犯3176人，公审枪决843人。同时，县委成立清案委员会，并以公安部门为主组成清案工作组。接着，县委召开第三次扩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上级关于清案工作的指示，研究部署清案工作。会后，各区相继传达贯彻县委扩大干部会议精神，成立清案委员会，由农协会委员、治安委员和解放军工作队组成清案小组，全面清理积案。在清案中，认真贯彻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对人犯采取就地审讯、查证材料、群众讨论、党委审批、法庭判处的程序进行。10月15日，由赵征带领的思茅地委巡视组到景东了解、检查清案工作情况。11月16日，省委工作团景东五人工作组到达景东，听取县委关于清案工作的情况汇报，并亲自参加审讯、批案等工作。至11月18日清案工作基本结束，在第一阶段镇反中共有积案2031件，结案经地、县量刑1795件；已定案1555件，其中释放666人，释放管制426人；判处死刑2人，有期徒刑461人。11月27日，县委召开第九次扩大干部会议，会上作了《关于结束清案，继续开展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报告》。至此，第一阶段的镇反告一段落。

（二）第二阶段镇反（从1951年12月至1952年11月）主要是结合继续减租减息，民主改革和国家机关内开展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进行。打击的对象仍然是隐藏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追捕一切漏网、在逃的反革命分子和在运动中为群众所痛恨的首恶分子归案，肃清反革命的残余势力。强调捕杀反革命必须坚决，但必须慎重，严格区分敌我界限和政策界限。

1952年1月初，县委召开第一次扩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全国第三次公安工作会议精神，总结1951年以来第一阶段的镇反工作，部署第二阶段镇反任务。会后，县委从公安局和县级机关抽调人员，组成3个工作组到安定、锦屏、崇明区（今大街、花山乡）进行镇反摸底工作试点，并确定以安定区为重点，由县公安局局长张冬成带领工作组10人到安定开展试点工作。县工作组到区后，在区委的统一领导下，召开区干部和工作组会议及支部扩大会议，学习贯彻全国第三次公安会议和县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精神，分析敌社情况，讨论制定实施计划，拟定调查摸底提纲，并由县工作组、区农协会、民兵、妇女组织的负责人组成情报组、材料组。摸底开始，区委首先召开全区扩大干部会议、少数民族代表会议。工作组入村后，先召开村干部会议，分析了解情况，作出具体计划。然后，再召开群众大会、民兵、妇女会和人犯家属会议，学习镇反的有关政策，广乏深入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促使反动党团员自首登记。在摸底调查中，坚持依靠贫雇农，广乏听取群众意见，弄清罪行，分清政策界限，再填表上报审批。然后，在街天召开2000多人参加的宣判大会，组织苦主揭发、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报经上级批准，法庭审判处决罪大恶极的罪犯。最后由各村召开工作组、村干部会议，区召开扩大干部会议，对镇反摸底试点工作进行总结，并写出书面总结报告。

安定试点工作结束后，县委于2月18日向各区转发了《安定区镇反摸底总结报告》。与此同时，各区也根据县委的部署，抽出干部，组织力量，在县工作组的配合下，层层召开会议，学习贯彻县委扩大会议精神，深入发动群众，采取广乏检举、揭发与工作组查阅国民党时期敌伪档案及清案中的线索相结合，促使在押犯坦白交待，反动党团员登记自首。在广乏深入进行摸底的基础上，县委又于3月初召开全县第二次扩大干部会议，对各区调查、摸底上报的材料进行审查，根据材料来源及事实，批准逮捕名单。然后，全县于3月14日6时至9时统一行动，共捕罪犯126人。其中，匪中队长以上的反动骨干及惯匪58人，恶霸44人，特务7人，反动党团骨干9人，反动会道门头子8人。3月16日，县委又作出《关于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检举、控诉反革命分子罪行的指示》，各区村召开群众大会，发动群众检举、控诉，区法庭开庭审理罪犯，继续收集、核实材料，扩大战果，组织民兵追捕漏网、在逃的反革命分子和为群众所痛恨的首恶分子归案。从8月24日开始，结合第二阶段的镇反，还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禁毒（鸦片）、肃毒运动。

（三）第三阶段镇反（从1952年12月至1953年11月）主要是结合全县开展的土地改革进行，继续完成遗留下来的任务，以打击反动会道门为重点。

1952年12月21日，县委召开全县第四次扩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五次、省六次公安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两年来一、二阶段的成绩及经验教训，提高对开展第三阶段镇反运动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会上，由县公安局工作组介绍了在锦屏区一乡（今三道勾、通化桥和左所营）、文井区六乡（今老练）镇反摸底工作的经验。在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基础上，部署了全县第三阶段的镇反工作。会后，各区均召开扩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县委第四次扩大干部会议精神，成立材料小组，选择1个至2个比较复杂的乡作重点摸底。各乡并成立3人至5人的摸底小组。从1953年1月1日至10日，全面开展第三阶段镇反的摸底工作。全县共组织2491人，采取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召开小型座谈会及个别访问调查、核实、整理罪犯材料，上报地县委审查批准后再统一行动。全县在第三阶段的镇反中共逮捕63人，其中，土匪23人，恶霸40人。

1953年3月1日，第一批土改结束，县委集中整训土改工作队，同时召开农代会和扩大干部会议，县法庭开庭审理了115名罪犯，其中，判处死刑4人，死缓刑5人，无期徒刑5人，有期徒刑71人，管制6人，释放24人。

（四）“三清”、“三整”和镇反判定。“三清”、“三整”和镇反判定工作，是在第三阶段镇反的后期，于1953年8月下旬至11月中旬开展的。

1953年5月，专区第六次公安会议之后，县委在传达学习会议精神的基础上，研究提出实施意见。然后，分别在全体公安干警、区委书记和土改复查工作组长会议上进行传达贯彻和安排部署。接着抽调40名干警和22名区治安委员组成3个工作组，分为3片（南六区、中东四区和西北五区），深入各区乡开展工作。各乡以乡干部、治保委员、土改复查队员、民兵和积极分子组成5人至8人的工作小组。全县共组织60个判定小组，共350多人，紧密结合土改复查，开展“三清”（清理专案、清理监狱、清理劳改）、“三整”（整顿治保会、整顿管制、整顿犯属）和镇反判定工作。据不完全统计，调查摸出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共296人，经上级批准逮捕64人。

“三清”工作开始，首先召开干部扩大会议，传达上级有关“三清”工作的指示，结合本县实际，从公安局和有关部门抽调人员组成清理专案和清理监狱、劳改两个小组。对镇反以来的案件逐一清理，从投入劳改的163人中，清理出老、病、残、女犯及刑期已满的32人，根据有关政策予以释放。

“三整”工作前，全县共管制2356人（其中经县批准管制的413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通过整顿，基本上纠正了政策界限不清、管制混乱的状况，把管制面降到中央规定的城镇1.5‰、农村2.0‰以下的比例，从而化解了罪犯家属，减少了与政府的对立情绪。通过对乡治保委员会的整顿，清除了一些混进治保会的不纯分子，充实和调整了各乡治保会，并认真组织学习《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建立健全治保会的学习和工作制度。还在全县敌情比较复杂的17个乡建立了秘密工作力量。

在“三整”工作的基础上，各区均以乡组成判定小组。方法上均采取选择重点，由点到面开展。通过广泛宣传政策，深入发动群众，全面复查敌情，对全县15个区、109个乡镇作了判定分析，镇反比较彻底的17个乡，基本彻底的22个乡，不够彻底的17个乡。在判定的基础上，查缺补漏，对镇反不够彻底的乡，重新组织力量进行重点补课。

经过三年来三个阶段的镇反、“三清”、“三整”和镇反判定工作，打击了敌人，同时，也提高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阶级觉悟，培养了大批干部；全县的社会治安得到了稳定，社会秩序进一步好转，城乡呈现“夜不闭护户，路不拾遗”，人民安居乐业，生产蒸蒸日上的景象。

三、镇反运动中的基本经验及教训

纵观景东镇反运动所取得的成绩，回顾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历史，有以下几方面的主要经验值得总结，可供借鉴。

（一）只有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才能打开镇反运动的局面。景东镇反运动的实践证明，只有深入学习、深刻领会和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镇反运动的一系列指示，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才能打开镇反运动的局面，使运动不断深入发展，并最后取得彻底胜利。在第一阶段镇反运动初期，由于当时的县委主要负责人对中央关于镇反运动的指示领会不深，指导思想不够明确，在运动中缩手缩脚，不敢大胆发动群众，因而压抑了群众反霸斗争的积极性。当时，保甸区的群众纷纷向政府投递诉状，要求斗争大恶霸狄懋志和马品玉，但是领导不敢支持群众的要求。群众批评政府是“有府无法、有法无边”。安定区把恶霸关押起来后，不交给农民代表揭发、诉苦。群众说：“政府是地主、恶霸的防空洞。”镇反运动冷冷清清，地主、恶霸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后来县委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中右倾偏向的指示》，才端正了指导思想，纠正了“宽大无边”的偏向。接着，县委召开全县扩大干部会议和农民代表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提高思想，统一认识。然后，抽调大批干部深入各区、村召开各级农代会、农协会、妇女会和民兵会，紧紧依靠贫雇农，大胆放手发动群众，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县迅猛展开。据统计，在第一阶段的镇反和清案中，县委共召开扩大干部会议8次，参加会议的干部达450多人次；召开农民代表会2次，参加会议的农民积极分子代表达667人次；召开各界人士代表会议1次，参加的各界人士代表达238人。通过这些会议引导苦主揭发、诉苦，启发、提高了广大贫雇农的阶级觉悟，使他们逐步明白了“谁养活谁”、“苦从何来”的道理，从而激发了同地主、恶霸进行斗争的积极性。永秀区一名妇女参加农代会后，自己背上吃米，走村串寨，深入贫雇农中间宣传中央的镇反指示精神，发动群众。区治保会主任苏履仁借上盘缠，不辞辛苦，爬山涉水到振泰区调查收集罪犯材料。各区在短时间内就做好了打制脚镣、手铐和修理监狱等准备工作。广大民兵自觉组织起来站岗、放哨、守卡巡查，日夜严密监视地主、恶霸及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活动，追捕逃犯。勐大区恶霸潘其铭、李道三畏罪潜逃后，该区男女老少400多人，手持砍刀、木棒，白天搜山、放哨，夜间巡逻、堵卡，终于把二犯捕获归案，公审枪决。广大群众的反霸斗争风起云涌，积极性空前高涨，出现了儿子检举父亲、弟弟揭发哥哥、妻子控诉丈夫的动人场面。里崴区的群众说：“搬掉压在头上的大石板，受苦的农民见到了太阳。”文井区的群众说：“不除恶霸不得翻身，留下恶霸是祸根！”振泰区首次召开公审大会，到会群众6000多人，广大农民自动组织减租退押队，手持红旗，敲锣打鼓，挑着箩筐，高喊着“不减不退不行，非减非退不可”的口号，直捣地主、恶霸家院。在减租减息的浩大声势下，地主恶霸纷纷交除租谷、契约等。镇反运动的蓬勃发展，加速了减租减息和评产征粮的进程，公粮入库又快又好。振泰区第五村25户人家，一天就完成公粮1.4万公斤，群众说：“我们向政府交的是翻身粮、爱国粮，我们宁可吃瓜菜也要把公粮交给国家。”镇压反革命运动极大地调动了全县人民参军、捐献和修路的积极性，1951年全县青年报名参军3000多人，经审查批准入伍1250人，全县参加筑路民工6000多人，为抗美援朝购买飞机捐款11434.9万元（旧人民币）。

（二）只有加强各级党委领导，实行公安机关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才能使镇反运动健康发展。景东的镇反运动始终是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开展的。在整个镇反运动中，总的是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和政策，实行公安专业队伍与群众相结合，全党动员，依靠和发动群众。凡是中央、省、地每次公安会议之后，县委都及时召开公安干警会议，培训骨干，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安排部署工作任务。在每阶段工作开始之前，都要从公安部门抽调力量组成工作组，分赴重点区、村摸底调查，进行试点，指导全县的镇反运动。在第一阶段的镇反中，中央、省地将杀人权下放给县委，一度出现少数区的领导干部政策界限不清，捕人、杀人掌握控制不严，甚至不报经县委批准，擅自捕人、杀人，使用肉刑和违反少数民族政策等偏向。对这些错误县委均承担了主要责任，并两次在全县扩大干部会议上作了检查。县委还于1951年9月10日作出《关于坚决纠正无组织无纪律的决定》：一是要求各级干部认真学习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和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重要文章，坚决纠正无政府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的严重倾向。二是严格请示、报告制度。规定五日一次清案、十日一次典型村、十五日一次全区群众运动、一月一次全区镇反情况综合报告制度，凡涉及政策性的重大问题及时请示报告。三是严格党委会议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强调各级党委要严格执行毛主席《关于健全党委制》的规定，坚持县委半月一次、区委一周一次的会议制度，重要问题及时开会研究解决。要求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和“交心通气”活动，揭露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使镇反运动在党委领导下健康地向前发展。为了全面了解和掌握镇反运动的进程，及时发现问题，具体加以引导，县委还从公安局和县级机关抽出干部，组成工作组，并由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干部带领，分片负责，深入各区、村巡回检查，具体帮助指导工作。

1952年1月，第二阶段的镇反开始，有少数区、村干部对反革命分子的底子不清，草率从事，县委即于2月2日向各区委发出《关于彻底摸清五类敌人的指示》，指出：一是党委必须加强统一领导，亲自掌握一个重点；二是干部必须经过业务培训，开展全面的摸底调查工作；三是各级干部必须提高警惕，树立长期对敌的指导思想。后来，在执行中央关于“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政策中出现一些偏差，县委又于3月1日发出《关于正确贯彻执行镇反稳、准、狠、净的指示》，严肃指出：为了认真吸取第一阶段镇反运动的教训，必须深入发动群众，进行检举控诉，采取内部坦白与外部侦察相结合，反对草率从事。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稳、准、狠、净”的方针，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在一段时间里，有少数区不按中央政策规定执行，一律查封、没收地主、恶霸兼营工商业的财产，致使市场萧条，商品奇缺，甚至食盐也难以买到。县委又于3月24日发出《关于正确处理反革命财产的指示》，指出：没收反革命分子的财产，必须由县政府批准。除耕畜、农具等交农协会保管外，其余财产均应作为国家财产上缴，不得作为群众斗争果实进行分配；封闭门户赶走罪犯家属是错误的，必须彻底纠正；对工商业要坚决保护，如有侵占财产行为要坚决退赔，并要及时报告。

（三）只有认真贯彻执行镇反中的少数民族政策，才能消除民族隔阂，增强民族团结。景东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县份，各族人民在历史上有着亲密团结、共同反抗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压迫、统治的光荣传统，同时由于反动阶级的破坏，各民族也存在一些隔阂。镇反运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在民乐、保甸等傣族、回族聚居的区、村，由于没有认真宣传和执行镇反中的少数民族政策，因而曾发生了回族与汉族的纠纷，引起少数民族群众围攻乡政府，影响了民族团结和党群关系。县委在认真总结教训后，从第二阶段镇反开始就注意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区、村召开各族各界代表会、少数民族群众座谈会和民族上层人士座谈会，采取多种形势学习、贯彻中央关于镇反中的少数民族政策，不断启发、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阶级觉悟。在揭发、控诉、斗争和处决少数民族中的反革命分子时，更注意严格掌握政策，实行慎重方针。1951年8月1日在《景东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决议》中明确规定：少数民族恶霸要按本民族80%以上的群众意见来处理，斗争少数民族地主，首先要取得本民族群众同意。民乐区在斗争地主陶学相（傣族）时，首先召开傣族群众大会，交待民族政策，打通思想，提高觉悟，到会傣族群众82人，有72人同意方才进行斗争。林街村在公审处决反革命分子马正兴（回族）时，全村召开了有回族200多人参加的代表大会，通过揭发、控诉其反革命罪行，经过80%以上回族代表签名同意，人民法庭判决，由回族民兵执行枪决（不打脑袋），并按回族习俗给被处死者洗身、念经，然后再进行埋葬。

（四）只有坚决贯彻执行“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才能及时地纠正镇反运动中的偏向。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景东县在第一阶段镇反开始时，由于县委主要负责人对中央有关镇反的方针、政策学习领会不深，贯彻执行不力，不干大胆地放手发动群众，致使镇反运动打不开局面；而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起来之后，又出现无政府主义和无组织纪律的状况，加之杀人权下放给县、区，有的干部政策界限不清，对捕人、杀人掌握控制不严，以致有的村长、农会主席和民兵随意抓人捕人，有的区长随意批准杀人，出现捕人面、杀人面过大偏向。据在整个镇反中统计，全县共捕3429人，占总人口的13.9‰，处决868人，（其中，第二、三阶段镇反中，在各区公审枪决19人），占总人口的3.24‰。突出的是采取刑讯逼供的错误做法，把接受“边纵”9支队整编，在解放景东战斗中作出过贡献的“边纵”9支队42团副团长、时任副县长兼县法院院长的彭学孔，时任副县长的李英和县文教科科长罗启强等人打成“反共救国军”和“特工队”的头目加以处决。两个假案、错案被牵连405人之多，有309人被关押、判刑和管制。另是在1952年4月，在第二阶段的镇反中，结合在县级机关、学校开展的“三反”运动，又制造了以景东一中校长杜向陶为首的“反共青年团”假案，牵连师生138人。这些错案、假案给党和政府造成了严重损失和不良影响，教训极为深刻。以杜向陶为首的“反共青年团”一案，在镇反判定和清理专案中，已予纠正；“反共救国军”和“特工队”两个假案、错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也予以平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光明磊落，有错必纠的精神。

                               执笔：李应纪  苏有伯

解放初期党的建设

景东县委党史征研室

景东县党的建设是解放后才开始进行的，先后经历了秘密和公开两个时期。历时7年多时间。

一、秘密时期

秘密时期党组织的建立是结合政权建设进行的，党员由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南下人民解放军转业到地方工作和本地发展的党员三部分组成。由于种种原因，党内存在着思想不纯，特别是组织不纯的问题。为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结合民主改革运动，曾先后进行过三次整党。

（一）建党（1949年8月至1950年7月）。1949年8月，“边纵”9支队第二武工团解放平村、民乐、小景谷后，建立区人民政府时，由参加这3个区建政的武工队员5人组成1个党支部。这是景东县境内建立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石安任支部书记。

11月，“边纵”42团派出党员车力、雷特、邱平率领工作队到已解放的勐大、振泰、里崴3个区建政。党员张青在勐大建政时，经考察了解，于11月16日秘密发展民兵分队长李文良为党员。这是在本县发展较早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一。

1950年2月15日，中共景东县工委根据地委关于在建政中发展党员的指示，决定在区村建政中发展一批农村党员。要求：一是发展党员要在组建区、村政权、民兵、农会及清匪反霸和筹粮迎军中，经过考验、立场坚定、出身贫苦的优秀分子中发展。二是慎重发展，严格考察，保证质量，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当时的做法是：秘密发展，个别吸收，单线联系。首先由本人口头申请，然后介绍人向党组织分别汇报要求入党人的情况，最后由介绍人负责吸收，党支部不做集体审查，不填写入党志愿书，也不填党员登记表。

5月16日，中共景东县委正式成立，杨东城任书记。7月1日，县委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29周年大会，县委对外公开。县委正式成立后曾口头委派各区工委，设书记1人，没有委员，区工委书记由党员区长或副区长担任，正副区长不是党员的由临近区工委代管或县委派党员负责。由于三区（太平、崇文、明善）反革命暴乱，明善区区长何跃邦被害，为加强党的统一领导，6月8日县委决定，除锦屏区与县委会，崇文区与明善区联合建立党的支部外，其他每区建立1个党支部，区委书记兼任该区党支部书记。同时，还决定全县建立4个总支。各支部书记、总支书记如表所示：

7月14日，县委接地委关于未进行土改的新区暂停发展农村党员通知时，全县在农发展党员133人，建立农村支部14个，其中，文井支部发展党员49人，是全县发展党员最多的支部，占全县新发展党员总数的36.8%。

9月和10月，县、区党员领导干部集中到普洱进行整风学习，回县后按上级指示，以南下人民解放军为主建立区委。年底，各区委已组建完毕，区委对外公开。全县共有党支部17个（其中，县级机关3个，即县委会、县政府、公安局），党员222人，原4个总支随之撤销。

（二）整党（1951年至1953年8月）。区、村政权建设中所发展的党员，由于有的地方审查不严，一些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混入党内；有的未严格坚持党员条件，把一些思想觉悟较低的人接收到党内。同时，由于党组织长期处于武装斗争的环境和进行繁忙的群众工作，对老党员来不及认真地、系统地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和党员标准教育。进城后，有的产生了居功自傲，严重的个人主义，争名争位；有的官僚主义严重，脱离群众；有的产生和平麻痹思想，消极疲塌，贪污腐化，吸毒赌博，严重脱离群众。为保持党组织的纯结，提高党的战斗力，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根据西南局、省委、地委的具体要求，县委结合党组织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三次整党。

第一次是结合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运动进行整顿，在农村、机关分别进行。

农村整党以纯洁党组织为目的。方法是，通过学习有关文件，在教育提高的基础上对每个党员的政治历史进行审查。重点查清：是否参加过反动党团及会道门组织；是否是地主、恶霸、土匪；对地主、恶霸、土匪是否仇恨深，有无包庇行为；入党时本人的政治历史是否向党组织交待清楚。整顿工作重点在文井支部进行，县委组织部干部李林英参加。通过整顿，查出匪首1人，匪众6人，恶霸3人，民社党党员9人。情况弄清后，逮捕4人，清除出党7人，共11人，占该支部党员总数的26.5%。

县、区级机关未参加普洱整风学习的，除县级领导干部继续到地区参加整党外，区级干部集中到县参加整党。重点解决干部的思想、作风、组织不纯的问题，以达到克服官僚主义，增强革命团结的目的。

方法是学习有关文件，从总结工作入手，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自觉交待本人的政治历史，对混入党内的坏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进行清理。据1951年8月统计，全县清出、开除出党的匪首、恶霸、帮会头子、国民党员、民社党党员、二流子、严重违法乱纪的党员共30人（其中农村党员22人），不够党员条件的劝退8人，给予党纪处分的6人。

第二次整党是结合“三反”运动进行。1952年1月，县级机关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根据中央在“三反”中结合整党的指示，3月，县委宣布县级机关结合“三反”运动进行整党。重点解决党员中存在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问题，以达到提高党员的思想认识，增强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目的。方法是：学习有关文件，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用党员8条标准对照检查自己的问题。参加整党的党员76人（也有因经济问题送县参加“三反”运动的农村党员），经坦白检举，有71名党员不同程度地存在经济问题（按：当时界限有些不清），报经地委批准后清除出党2人，县委批准开除出党2人，劝退4人，其他党纪处分6人。两次整党，共清除、开除出党34人，占全县党员总数的15.3%；另有12人劝退。与此同时，对党支部的区属也作了调整。1952年全县实有党员195人。

第三次整党是结合土改复查进行。重点是整顿农村支部和党员。1950年7月前入党的133名农村党员，经两次整党分别处理了33人，吸收参加政府工作35人，农村尚有党员65人。农村党员中有13人在土改和生产中起到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群众反映较好；13人在土改中帮助地主分散和隐藏财物；有29人在土改中捆绑吊打群众，贪污群众斗争果实，调戏妇女；有10人有重大历史问题。在土改复查中整党，目的是进一步弄清每个党员的政治历史，提高思想觉悟，从组织上思想上为公开建党做准备。这次整党的方法是：在学习党员8条标准的基础上，由每个党员交待自己的政治历史，总结土改中的表现。根据本人的政治历史，特别是土改中的表现进行处理：一是将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地主、富农分子清出、开除出党，有罪恶的逮捕法办；二是对政治历史交待不清，根本不具备党员条件的，劝其退党；三是入党时不够条件，但经教育，特别是土改中表现较好的，放到公开建党时重新入党；四是一贯表现较好，已具备党员条件的可以办理转正手续。

此外，县委还作出《关于党员候补期的规定》，凡在1950年3

月底以前入党，已定候补期，并具备转正条件的，党龄按原定候补期满之日算起，不具备转正条件，虽已定候补期的，可延长候补期或取消候补党员资格；凡在3月底以后入党，入党时候补期不合规定的，一律按党章规定执行，过去未明确候补期，本人入党时间较长，已够条件的，不再另行定候补期；凡过去决定延长候补期的按原决定延长。

在这三次整党中，县委充分利用当时所进行的各项民主改革这一外部条件，对党员进行8条标准教育，在提高党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根据党员的情况实事求是地进行处理。实践证明，这样做切合实际。通过整党，从思想上特别是组织上得到进一步纯洁，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保证了当时开展的各项民主改革运动胜利完成。

这三次整党也反映出景东县党组织存在着严重的组织不纯，其主要原因：一是错误地提出反对发展党员工作中所谓的“关门主义”。当时筹粮迎军和征收1949年的公粮出现僵局，这种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矛盾，被有的同志误认为是在发展党员工作中搞“关门主义”所致。因此，便毫无条件地、大量地、成批地发展党员。如文井支部1950年2月中旬才开始发展党员，到月底就发展21人。发展党员时对有的政治历史、思想觉悟未作深入细致的考察了解，只看本人在群众中的所谓“名望”、“能力”。又如景谷区党支部把发展的6名党员造花名册报给县委，县委也未严格审查，以致让有的民社党党员混进党内。二是有的区委书记文化水平低，为便于工作，把某些有文化但不够党员条件的人发展入党做秘书，降低了党员标准。

二、公开时期

（一）积极准备公开建党。景东县自1950年7月停止发展党员后，直至1952年底都没有发展过党员，因此，机关党员多，农村党员少，机关党员多数集中在县、区委和政府里；农村党员多数集中在文井、勐大两区。

根据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在已基本完成初步整党和1/3的地区土改，可以公开建党”的指示，县委为切实改变本县党组织和党员分布不平衡的状况，发展和壮大党组织，以便领导全县人民继续完成各项任务，决定公开建党，并于1953年1月4日作出《景东县关于建党工作计划》上报省委。

1月9日，县委选派10名党员到地委学习公开建党工作。

5月初，省委针对景东建党计划作了指示，指出：“企图以办训练班的简单方法进行建党，势必降低党员标准”，公开建党“必须坚持中央制订的‘积极慎重’的方针，采取省委提出的‘集中训练，就地发展’的方法，这样才能保证质量，才能教育当地群众推动中心工作”。20日，县委根据省委指示，重新修改建党计划。决定：

1．建党首先从土改的一类乡（即群众发动充分，地主阶级打得彻底，领导班子纯洁）开始。先完成锦屏、清凉、文井3个区的建党任务，然后分期分批在全县建党。

2．先在锦屏区北屯乡进行公开建党试低点。通过公开建党试点为全县建党提供经验，培养一批建党工作的骨干。

3．结合土改复查对农村的党员再进行一次整党（即前面所述的第三次整党），认真学习党员8条标准，弄清每个党员的政治历史，特别是土改中的表现，做好候补党员的转正工作。

4．土改复查中抓紧做好青年团的组织发展工作，为公开建党打下基础。

（二）建党试点。7月4日，北屯乡公开建党试点工作开始，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赵征任队长，参加试点工作的组员25人，至9月7日结束，历时65天。共发展党员6人，其中出身雇农、贫农、中农各2人；男党员5人，女党员1人。建政时秘密发展的两名党员，经教育考察后，重新办理入党手续1人，劝其退党1人。建党后成立临时支部1个。试点工作分六步进行：

第一步，从生产入手，结合召开农协、青年、妇女、民兵等代表会议，宣传公开建党的目的、意义及共产党的纲领、奋斗目标。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发现和考察积极分子。

第二步，集中小组长以上干部、积极分子、优秀团员及原有的党员共28人，到乡上训练。主要进行党纲、党章的学习教育。重点解决为什么要有共产党，为什么要在农村公开建党，具备什么条件的人可以入党。

第三步，在群众中广泛进行社会主义远景教育，使群众充分认识土改胜利是32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斗争的结果，今后党还要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要建好党，要人人关心建党。

第四步，集中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学习党员8条标准。重点学习：党员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群众路线；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积极分子认识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不能以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而谋取个人利益，必须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倾听群众意见，遇事同群众商量，勇于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第五步，公开考察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

第六步，按《党章》规定办理入党手续，举行入党仪式。

北屯建党试点工作结束后，县委认真总结了试点经验，根据试点经验和面上需要进一步明确存在的问题。县委作出如下决定：

1．今后建党的时间每批不少于70天，每乡建党工作组的人员不少于7人。

2．明确规定积极分子的条件。一是成分好，历史清楚；二是工作积极，斗争坚决；三是大公无私；四是有阶级觉悟；五是能密切联系群众。在工作中，不能用积极分子的5个条件代替党员8条标准。

3．建党工作分四步进行，即：从生产入手，宣传公开建党的目的和意义，推荐积极分子集中到乡训练；进行党的性质、奋斗目标与当前开展的互助合作运动的宣传教育；集中积极分子学习8条标准，在群众中考察积极分子的政治历史和工作生产表现；按《党章》规定办理入党手续，举行入党宣誓。

（三）分期分批建党。第一批在锦屏区的前所、温卜，清凉区的斗阁、中所，文井区的大营、老练、者吉共个乡建党。文井区的文华支部开展整党（原属文井支部的分支），重新组建临时支部。这3个区7个乡的建党工作从10月5日开始至12月中旬结束，历时70余天。参加建党的组员45人，建党中发展党员49人。

1953年全县共发展党员76人，其中在农村发展党员55人。2月，县委集中土改队员整训时发展土改队员21人，建立临时支部9个（包括文华支部）。

第二批建党。1954年4月初开始在锦屏、清凉、文井3个区的8个乡及1个镇开展第二批建党。5月底，建党工作结束。至此，这3个区已完成乡乡建党任务。

第三批建党。为了适应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从组织上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加快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6月1日县委决定，今后建党时间每批在一个半月左右，全过程只分三步走。要求公开建党必须与大张旗鼓地学习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结合起来，与当前开展的“放手发展互助合作”结合起来。明确规定，在土改中是积极分子，但在互助合作运动中不积极或思想有抵触的人，不能作为积极分子培养。6月5日开始在文龙、安定两个区的16个乡建党。

第四批从8月开始在里崴、太忠、崇明3个区的29个乡建党。第五批从10月1日至11月24日在勐大、振泰、景谷、民乐4

个区的30个乡建党。

第六批从11月底至12月底在景福、保甸、永秀3个区的13个乡建党。1954年全县15个区都已开展了公开建党工作，完成97个乡的建党任务。

从1953年至1954年，共完成106个乡的建党任务，建党乡占全县总乡数的74%，以乡为单位建立起临时支部。全县有党员1070人，其中，农村党员955人，机关党员115人。

（四）建党由各区委领导进行。1955年4月8日，鉴于各区委的班子已基本建全，而且都经过建党的实践，既取得建党的经验，也培训了一批建党骨干，由区委领导建党的条件已经具备，因此，县委决定：一是今后各区建党，县委不再直接派出建党工作队，只派联络员，各区发展党员的任务数由县委统一下达；二是建党工作由各区委领导进行，未建党的乡由区委派出建党工作队建党，发展的党员报县委审批。已建支部的乡，发展新党员工作由支部进行，报区委审批。另外，下中农出身的积极分子，个别表现特别好的可以发展。有20户人家的村寨要有一名党员，有50户以上的要有两名以上党员。发展党员时要特别注重发展青年农民，对他们系统地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党员8条标准教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积极培养、全面考察，把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历史清楚、对党忠诚老实、积极生产、懂得党的事业、执行党的政策的人吸收进党内。从4月中旬开始到年底，在各区委领导下全县完成了30个乡的建党任务。至此，已完成136个乡的建党任务，占全县总乡数的95%，共有党员2128人，比1954年总数增加958人（其中包括调入景东的党员和各支部发展的党员）。

1956年初，全县还有7个乡未进行建党工作，县委要求所属区委在2月底完成建党任务。3月初，只有新划的秀山、龙树两乡未进行建党。县委要求振泰、锦屏两区在4月第一次县党代表大会召开前完成两乡建党任务。后因党代会推迟召开，4月县委指示各区委：一是要抓紧做好党代会的准备工作，特别是选举代表的工作；二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壮大党的队伍，发展党员重点放在无党员的合作社和自然村；三是发展的新党员，出身应是贫雇农阶级及新中农的下中农，老中农中的上中农不发展；四是积极分子由区委集中培训，回乡后由支部就地发展；五是机关发展党员重点放在财经、文教、卫生系统。4月下旬，秀山、龙树两乡最后完成了建党任务。

（五）整党。县委在抓紧完成乡乡建党任务的同时，对新建立起来的党组织进新了两次整顿。

第一次整顿，重点解决党要管党，加强支部管理工作问题。由于忙于建党，顾不上做支部的建设工作，出现了“党不管党”和“不会管党”的现象。如崇明区三营乡党支部，建党才过半年，6名党员中就有4名当过支部书记；有的党员认为当党员“开会多、工作多、误工多、意见多”，感到党员难当；部分老实农民入了党，虽然出身好，根子正，但能力差，觉悟低，起不了党员作用；有的党支部没有按照党章规定及时办理候补党员的转正手续，致使1949年入党的候补党员有的到1955年还未转正，形成党员“多年候补”，党支部“长期临时”的状况。为此，1955年2月28日至3月7日，县委开办了全县314名支部委员的培训班，学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及农村政策、党的基本知识、支部工作任务。从总结交流支部工作经验入手，检查存在的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统一支部委员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对今后支部工作作了五点要求：一是加强集体领导，反对各行其是；二是培养骨干；三是建立党课制度；四是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五是抓紧做好候补党员的转正工作和建立正式支部。如何做好候补党员的转正工作和正式建立支部，县委提出了具体要求：首先党支部和党员个人要认真总结工作经验；其次，按党章规定做好候补党员的转正工作；最后，党员转正后进行民主选举支部委员，建立正式支部，报区委审批，县委备案，宣布临时支部撤销。这次整顿，对党的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次整顿，重点解决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问题。1956年2月，只有新划的两个乡未进行公开建党工作。为了加强党对农业合作化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县委根据乡支部领导班子成员的情况以及在领导实现农业合作化工作中的表现，对141个党支部进行分析排队，排出三类支部27个。这类支部，一是被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掌握了支部领导权；二是支部书记作风恶劣，违法乱纪，脱离群众。县委决定对三类支部进行整顿。要求是，属第一种情况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在党内进行揭发斗争，查清事实后清除出党；属第二种情况在党内进行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从思想上、行动上认识和改正错误，严重的给予党纪处分。这次整党先在文井区大营乡党支部进行试点。

3月初，大营乡整党试点开始。整党工作组由县委直接派出，在区委领导下进行。该支部1954年1月建立，整党时已有党员16人。在党支部领导下办了1个362户的大农业生产合作社，1个中社，1个小社。政策无偏差，属一类乡。由于这次整党是在批判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保守思想”的背景下进行的，因而认为支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思想落后，“右倾保守”，“划不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党支部领导有“小农经济思想”。整顿中，总结了党支部领导实现全乡农业合作化的工作，开展两条路线斗争，批判党支部书记和两名党员，改选支委。3月21日，县委将《大营乡党支部整党经验》转发全县。从大营乡党支部整党的情况看，这次整党给党内民主生活带来不正常的现象，导致全县农业合作化运动超高速发展，遗留下许多问题。

5月9日，中国共产党景东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县委书记张世祯代表县委向大会作《关于近三年的工作总结报告》，指出：经过几年努力，党的队伍逐步壮大起来，143个乡（镇）建立了党支部，全县共有党员2365人，其中，农村党员2026人，机关有党员339人（其中，学校10人，企业单位89人），完成了乡乡建立党支部的任务，党员分布在全县各个角落，团结了大批社会主义积极分子。

在近8年的时间中，经过两个时期的建党工作，使党组织从小到大地发展壮大起来。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党支部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较好地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执笔：魏启明

禁用银元  使用人民币

                   景东县党史征研室

景东县解放后，中共景东县委为保卫金融，稳定市场，安定民生，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领导全县人民进行了长达10个月的禁用银元伪币，统一使用人民币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一

从1938年至1949年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在景东流通使用过国民党中央政府发行的法币，1948年后又流通使用国民党中央政府发行的金元劵。无论法币或是金元劵进入市场流通后，均不断贬值，遭到人民的唾弃。

1949年4月1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实行货币改革，公布滇铸半开为合法货币，自行流通使用。7月2日，省政府又规定，国币改银元为单位，金元劵同美元同时废止，滇币半开币2.5元折合国币银元1元。当时在景东市场上流通使用着银元、滇铸半开和本现地主王绍周、罗庆云，新平县地主李润芝伪造的假半开。

1949年12月9日，卢汉起义后，云南省临时军政委员会为整顿全省金融市场，规定半开与银元的比价为2.25比1元，而银元与人民币的比价为1银元比旧人民币6000元。由于景东解放较晚，在1950年3月1日前市场上仍流通使用着银元、半开两种货币，而以滇铸半开为本流通使用，一切完粮纳税以滇铸半开计价。3月1日，县临时人民政府成立后，根据中共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的指示，县临时人民政府把当时仅有的300亿旧人民币交县财经科投入市场流通使用，规定银元与人民币的比价降为1元比3000元，一切计划、计算、核算均以人民币为核算计价单位，人民币与银元、半开及半开的一切辅币在市场上同时流通使用。

1950年3月22日，云南省临时军政委员会发出《关于使用人民币及禁用伪币外币的规定》，指出：“中国人民银行之人民币为市场流通之唯一合法货币。自即日起，一切伪币（伪银元劵及地方发行的货币均为非法货币），禁止在市场流通使用。所有完粮纳税等均以人民币为计算及清算单位。凡税收、贸易机关、交通邮政等收入款项，一律收人民币。个人所持伪币准于4月15日前持本票到中国人民银行按银元1元比人民币6000元的比价兑换，或购买公债、或存款储蓄。”省人民政府禁用伪币、外币的规定，在全县进行了宣传。但鉴于人民币流通量较少，人民群众多年来屡遭国民党政府货币贬值的坑害，迷信半开的心里较重，对人民币能否长久使用流通持怀疑太度，还不具备马上禁用银元半开的条件，故县委、县临时人民政府决定：人民币与银元、半开仍同时在市场上流通使用，比价按原规定不变，计算、清算以人民币为单位。

县委、县临时人民政府暂不禁用银元半开的决定公布后，在银元的争夺上十分激烈，投机商和银元贩子乘机猖狂贩卖银元和哄抬物价，捣乱金融市场，从中牟取暴利。如临近的大理、楚雄已禁用银元、半开，祥云、弥渡、蒙化（巍山）一带商人和银元贩子便以4000元至7000元的人民币兑换银元1元带到缅甸、越南贩卖，造成人民币在景东市场上下跌的情况。石屏、墨江等盐商驮盐到城街、清凉、文井街出售也只收银元、半开，拒收人民币。在本县也只有安定、城街、文井、勐大、振泰等骡马大道交通沿线商民中使用人民币，且数量极少。

1950年6月1日，县委、县临时人民政府从本县实际出发，为照顾商民困难，决定人民币同银元、半开继续在市场上流通使用，银元与人民币的比价提为1银元比人民币8000元。国家税收、计算、结算须以人民币计价。

6月29日，县人民政府又发出通知，规定今后银元（包括杂洋、小头同以8折计算）与人民币的比价调为1银元比人民币6000元，半开1元比人民币2700元。所有完粮纳税，收付物价计算，以此牌价为准。为控制景东银元大量外流，打击银元贩子，从7月1日起，在安定、保甸、永秀、景福、民乐、崇文、太忠、文井等8个区设立银元检查站，正副站长由区委书记或区长兼任，下设1名至2名干事，由区政府干部兼任，武装检查员数人，由区模范队兼任，负责检查出境人员。对携带半开数在200元以上者，必须登记，按指定路线景东至普洱，给其证明准其携带出境，违者没收一部或全部；不登记或偷运出境者，一经查实即没收大部或全部。没收事项由文井、文龙、里崴、振泰4个中心区的党支部进行，报县委备案。

10月底，县委、县人民政府召开景东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座谈会、区农民代表座谈会，县委就征粮工作、减租减息、禁烟禁毒、禁银等问题，同代表们座谈。30日，安定区代表罗熔三、罗善清等11人联名向县委、县人民政府提出“请严禁金银半开，使人民币下乡，稳定物价”的议案。11月1日，景谷区农民代表又向县委、县人民政府提出“要求此次大会作出决议，禁用银元半开，使用人民币”的意见。

二

1950年12月21日，中共宁洱地委通知，将景东列为全区第三批禁用银元的县（另两县是镇越、江城），要求县委结合征粮工作和减租减息，严格贯彻禁银政策，一律禁用银元，23日开始宣传，28日正式禁用，30日开始查缉没收。

根据地委指示，县委立即召开各区和县级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传达地委的通知精神，学习有关禁银政策，统一对禁银的认识。会议决定：

（一）成立景东县禁银委员会，由县委书记任主任，禁银工作在县财经领导小组领导下进行。

（二）各区成立禁银分会，由区委书记或区长或副区长任分会主任。县、区禁银委员会由银行、税局、贸易公司（小组）、民兵、学校、农协会等单位的负责人组成。

（三）各有关部门的任务是：部队（包括民兵）、税局协助公安部门工作，在正式禁用后，负责查缉堵截；法院负责审理重大违禁银元案件；银行负责与各单位联系，交流情况，翻印禁银的有关材料，并承担兑换和管理违禁被没收的金银半开；贸易公司负责组织百货下乡和收购农副产品，促使人民币尽快在乡下流通。

（四）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先禁各区乡，后禁县城，全县统一在28日贴出《禁用银元布告》。

（五）新建嘎里渡口、马台渡口两个检查站，以公安局为主，当地党、政、军（民兵）配合。《禁用银元布告》一经贴出就冻结所有银元，不准流动。

禁银涉及千家万户，是政策性、思想性很强的工作，县委要求既要坚决，又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会后，各区、各机关先后召开了区干部、部队、民兵、群众代表会议，传达县委决定，学习有关政策，统一对禁银的认识。各区都组织禁银宣传队、工作队到乡下宣传，向群众讲解禁用银元、半开的目的意义和有关政策，号召农民行动起来，使用人民币，抵制拒用银元、半开。文井、清凉等区委组织学生到街头宣传禁银。25日，县级各机关单位职工到街头宣传禁银。公开宣传告一段落后，县、区召集各界人士座谈会，除学习有关禁银政策外，重点讲明县委禁用银元半开的决心，促使各界拥护、支持政府的禁银工作。28日，全县统一贴出《禁用银元布告》，明确宣布：“从即日起，禁用一切银元、半开、伪币。市场货币流通以人民币为合法货币。”《禁用银元布告》贴出后，即对银元贩子、地主富农、投机商人，逐户造册登记，并把银元封存于家。金银店劝其转业，已制成的金银首饰经登记后让其出售，原材料造册登记后存于家中。贫雇中农、小商小贩、手工业者，按规定价格到银行兑换。少数民族的金银首饰不属禁用之列。

《禁用银元布告》贴出后，一些银元贩子和投机商人由公开转入黑市交易，有的商人以人民币500元的票面当人民币1000元欺骗群众，有的把银元、半开夹在饭团里逃避检查，继续走私。一些地主把漏封的银元、半开埋于地下。为了巩固禁银成果，并使之最后取得胜利，除继续宣传《禁用银元布告》规定的政策外，从30日起，全县所有街道均由民兵组成缉查队巡逻，缉拿一切仍在使用银元、半开的违禁分子，并公开宣传、执行对违犯禁令的处理办法，主要内容有：

第一，携带半开30元以内的，按6折贬值兑换人民币；携带半开30元至80元的按5折兑换人民币；携带半开80元以上的全部没收。农民、少数民族携带半开10元以下的进行批评教育。

第二，贩卖银元的，除全部没收外，处以1倍至2倍罚金。少数操纵者，造成严重影响群众生活的，除没收全部银元半开外，可判1年至15年徒刑。

第三，属敌特分子，以少充多（如1000元的当成1万元欺骗群众），破坏人民币流通使用的，公安机关可立即拘留，报请处理。

第四，机关干部利用职权营私舞弊的，从严处理。

另外，还规定了奖励办法和债务处理办法。奖励办法规定：除检查站、金融部门外，其他单位检举他人继续使用银元、半开并查获的，按人民币银行价提奖，可提查获数额的5%～15%；如果个人检举并查获的，按人民币银行价提奖，奖给检举人60%，查获人40%。罚款的不得提奖。

债务的处理办法规定：禁银布告贴出后，银行即挂出人民币与银元、半开的兑换牌价，但暂不收兑，为一般处理债务之价格。贫雇农欠地主者，不得改约，不得废约，也不得逼债，以后由政府处理。贫雇农之间的债务由农民协会解决，按使用银元时的米价为准。工商业之间的债务，亦按当时米价为准，双方协商解决。

上述办法公布实施后，禁银工作就很快收到成效。据县银行材料记载，禁银后全县到银行兑换的，有黄金8.728两，白银30136.118两，各类银元、半开65961.30元。

通过禁用银元、半开的斗争，从1951年开始，人民币便作为唯一合法的货币在景东市场上流通使用，成为一切计算、核算的单位，并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信誉，有力地整顿了当时混乱的金融市场，统一了财政收支，稳定了物价，安定了民心，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政权。

                                      执笔：魏启明

禁烟肃毒

景东县委党史研究室

从1950年9月开始至1953年底，景东县通过开展禁烟肃毒（禁种罂粟、禁吸鸦片、禁贩鸦片）的斗争，基本消除这股危害社会、毒害人民的黑色祸水。禁烟肃毒斗争的胜利，对净化社会环境，保护和解放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一、禁烟前的情况

鸦片（俗称大烟、土烟）是从罂粟中提取出来的一种毒品，一经吸食上瘾，便使人骨瘦如柴，精神萎靡。

景东种植罂粟有百多年历史。历史上的禁烟与反禁烟斗争十分激烈，而都以禁烟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一方面为了中饱私囊，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需要这类刺激品以弥补精神上的空虚。为此，对禁烟阳奉阴为，明禁暗种，时禁时纵，东禁西种。如国民党景东县长曹起麟派出政府铲烟队下乡禁烟，实际上是“种烟宣传队”、“烟捐抢收队”，其在景东任职期间，搜刮烟捐数万两。保甸乡乡长，把罂粟籽种放进枪管里，背着枪到处“禁烟”，所“禁”之处罂粟愈演愈烈。1949年全县种植罂粟约15万亩，占耕地面积的20%左右，收鸦片计30万两。特别是安定、文龙、太忠、保甸、锦屏、振泰、里崴等区种植最多。安定六村（鼠街），全村耕地面积308.9亩，种罂粟82.2亩，占耕地面积的26.5%。文龙三村（邦迈）有60%以上的农户种植罂粟为主，所收鸦片90%出售换取生产、生活资料，10%留下自用。振泰、清凉、锦屏城街一些商人贱收农民的鸦片到下关、昆明等地出售，榨取农民，从中牟利。

由于鸦片泛滥，据统计，全县吸食鸦片的人约占总人口的25%，有男有女，各阶层都有，年龄最小的20岁，最大的70多岁。吸食鸦片造成家破人亡的事到处可见。城街张三，原有田地、耕牛、房产，1936年开始吸毒，不到10年卖完家产，只好给地主帮工度日，直至景东解放。

二、禁烟肃毒斗争

景东解放后，由于1949年仍种植罂粟，在新旧政府更叠之际，还不具备禁烟条件，因此，县临时人民政府决定对种植罂粟和出售鸦片的实行征收特种产品税，以缴纳鸦片成品为主。据1950年6月2日统计，全县共收鸦片成品82707.6两，其中上缴思普临时人民行政委员会5100两。

1950年9月9日，县委根据上级有关禁烟指示，召开会议专题研究禁烟工作。会议认为：要禁绝鸦片，关键是各级政府对禁烟的决心和态度。禁烟中首先是禁止种植罂粟，但禁种又涉及千家万户，要达到禁种的目的必须依靠和发动群众，依靠积极分子。会议决定：

（一）成立县禁烟委员会，由民政科、卫生科、公安局等部门负责人组成，县委书记任主任。

（二）由县人民政府向各区发出《关于禁烟指示》，主要内容是：

1．干部要从思想上充分认识禁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做好禁烟的一切准备工作。2.禁烟是一项群众性工作，必须依靠和发动群众来做，通过群众团体或人民群众集会的方式，用演讲、解释、漫画等各种宣传方式深入广泛地宣传禁烟的意义。3.各区找一个条件好的村进行禁种试点，发动群众订立禁烟公约，共同遵守。4.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通过他们中的积极分子宣传禁烟，带头不种罂粟。5.一律停止征收鸦片税。6.烟馆立即停业。7.严禁贩运鸦片，违者依法惩治。

9月18日，县人民政府在全县公开张贴《禁烟布告》，主要内容是：鸦片对社会环境、人身健康、人民资财造成极大损害。景东种植罂粟多年，一方面粮食减少，人民挨饿，另一方面吸毒者增多，使整个社会经济衰退，因此，各级组织、人民团体都要作出禁烟决议。为使人民群众在禁烟斗争中有章可循，特制定五条《禁烟公约》：1.有罂粟籽的尽快食用，不准转卖或扩散；3.猪、牛、羊厩和菜地内，一经发现罂粟苗的立即铲除，如让其生长，一经查实以违禁惩治；4.密林深箐里，由各农协会小组长逐地检查，若串通隐瞒的以违禁惩治；5.干部、群众互相劝说或督促不种罂粟。

禁烟的指示和布告发出后，由于他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得到干部、群众的积极支持和拥护。太忠、崇明、文井、锦屏、里崴等区委以乡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禁烟。文井、清凉等区委组织教师、学生到街头宣传禁烟，安定区委深入到鼠街乡，文龙区委深入到邦迈和瓦罐窑村宣传教育农民不种罂粟，县人民政府财经科准备1000公斤粮食籽种帮助无籽种的农户解决困难。

10月底至11月初，县委召开全县各界人民座谈会和区农民代表座谈会，在贯彻减租减息的同时，组织代表学习有关禁烟的指示和政策。县委书记杨东城、县长张峰礼在会上分别就禁烟问题讲了话，表明禁烟的决心。通过座谈，进一步统一了对禁烟的认识，代表们纷纷表示积极支持政府的禁烟工作，从自己做起，不种罂粟、不吸鸦片、不售鸦片，存有鸦片的带头交给政府。

1951年，全县先后开展减租减息、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运动。结合这些运动，对禁烟肃毒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凡有鸦片的都必须交给政府，任何人不得存有鸦片。二是农协会成立烟民改造队，对烟民进行调查登记，编成小组，提出戒烟保证，使烟民置于改造队的监督之下。三是查封烟馆，缉拿烟贩。据1951年4月15日统计，全县共没收鸦片43413两，烧毁31294两，其中，文龙区烧毁鸦片5543.8两，文井区烧毁烟具2285件。

随着禁烟肃毒工作的不断深入，情况也在不断变化。为了掌握全县烟毒情况，稳、准、狠地打击少数严重违禁分子，1952年6月12日县委向各区委发出通知，要求通过深入调查，弄清现存鸦片数量，存在什么人手里，通过什么路线运输，干部、群众中有无包庇烟犯的，机关干部中有无存有鸦片、贩卖或吸食鸦片的，以及各区贩卖、吸食鸦片人数。

7月底，县委召开8个区区委书记、区长参加的联席会议，在研究如何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专题研究了肃毒工作。根据各区调查摸底情况，烟毒仍然存在，尤以安定和锦屏城街比较严重。于是会议决定：

（一）成立县肃毒领导小组，由县委副书记宋仕禄任组长，公安局局长张冬成任副组长兼任肃毒办公室主任。办公室设在县公安局，抽调公安、司法干部13人组成肃毒专业队伍，指导和协助全县肃毒工作。各区由副区长任领导小组组长，由治安委员会和农协会干部负责。各乡由副乡长或民兵干部负责，妇女、农协会等组织配合。

（二）确定安定区鼠街、锦屏区城街、崇明区大街、振泰区泰和街、景谷区景谷街、文井区文井街、景福区古里街等7条街道为重点，在区委领导下开展以打击制毒、贩毒犯罪分子为主的肃毒斗争。具体要求是，时间一个月，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调查摸底，召开各种小型座谈会，学习政策，发动群众同烟贩作斗争；第二阶段，公开坦白检举，但不开大会，不搞当面对证，收交鸦片时不逼不追，自觉自愿交给政府，认真调查烟贩的具体材料，需要逮捕的报专区公安处批准后执行；第三阶段，集中烟民戒烟，对他们进行烟毒危害教育、前途教育、党的政策教育。

（三）县肃毒办公室组成两个小组，分别派到安定区3人，锦屏区7人，协助区委开展肃毒工作，其他五条街子由区委亲自领导进行肃毒。

（四）面上的禁烟肃毒工作由各区委领导，采取集中烟民戒烟或是分散发放戒烟药戒烟。土改中把收交鸦片作为一项任务。

这次肃毒斗争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据1952年9月14日调查统计，肃毒前全县共有烟民5010人，肃毒中共发放戒烟药11.4万粒，有2542人戒除毒瘾。7条街子在区委领导下都集中烟民戒烟，其中80%以上的烟民已经戒断，对忽断忽吸和戒烟时外出的烟民，由农协会小组和烟民改造队继续监督。安定、城街取缔秘密烟馆18家。1953年3月1日，为了严厉打击和震慑少数顽固的贩毒犯，县人民法院在县委召开的第二批10个土改区1000余人参加的农民代表会上，公开宣判8名贩毒犯和制毒犯，其中2人是制毒远销昆明、重庆的犯罪分子。

从1950年9月禁烟开始到1953年10月土改复查结束，全县共收交鸦片58284两，其中土改中收交鸦片15141两。至此，危害百年的烟毒基本禁绝。

三、禁烟肃毒的历史经验

景东县种植罂粟的时间长，吸食鸦片的人较多，贩毒者不少。清朝末年搞过禁烟，特别是历届国民党政府也都进行过相当规模的禁烟，但屡次禁烟都以失败而告终。解放后，尽管禁烟工作情况复杂，任务艰巨，县委还是下决心，采取正确的政策措施，使这一工作逐步深入，并取得胜利。主要经验是：

（一）把依靠群众与专业队伍禁烟肃毒结合起来。人民群众是禁烟肃毒的主力，专业队伍则是禁烟肃毒的骨干。禁烟肃毒开始，从县到村都采取不同方式，广泛深入地在群众中宣传禁烟肃毒的目的意义，提高群众的觉悟，激发群众对烟毒危害的认识，把禁烟肃毒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与此同时，县、区组织禁烟肃毒专业队伍，既指导面上，又深入乡村协助。在种植罂粟的少数民族地区，通过他们中的积极分子说服动员群众不种罂粟。在吸食鸦片比较多的坝区和街道，由农协会组织“烟民改造队”，负责了解烟民情况，承担改造烟民任务，民兵组成“缉查贩毒小组”，严禁贩运鸦片，取缔地下烟馆。

（二）把禁烟肃毒与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结合起来。种植罂粟占用了大量的肥田沃地，使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逐步减少，种植罂粟的“利益”不在农民手里，获得暴利的是毒贩者和贪官污吏。鸦片又是一种杀人不见血的武器，既残害人的生命，又耗尽钱财，造成家破人亡。禁烟肃毒中，从算清粮食账、经济账入手，引导群众认识种植罂粟吸食鸦片是造成贫困破产的原因之一，从种植罂粟吸鸦片——贫困破产——越贫困越破产——越种罂粟越吸食鸦片的恶性循环中解脱出来，下决心不种罂粟，拿出勇气戒烟。同时，各级政府积极帮助农民发展生产，除县人民政府积极准备粮食籽种外，各区也准备一定数量的籽种，帮助无籽种的农户解决种粮困难，用发展粮食生产代替罂粟种植。

（三）把禁种罂粟与取缔鸦片市场结合起来。种植罂粟是鸦片的主要来源，而吸食和出售鸦片是鸦片市场存在的原因，吸食鸦片又是鸦片市场存在的主要原因，若无吸食鸦片者，即使有售鸦片的人也找不到市场。在禁烟肃毒工作中，采取“三禁”并举，首先解决毒品来源问题，抓住种、收两个季节，禁种禁收，堵死毒源；同时，采取一切措施帮助烟民戒烟，严厉打击一切违禁的烟贩子，取缔鸦片市场。这就使肃毒工作收到较好的效果。

（四）充分调动各部门的积极性。景东种植罂粟历史较长，吸烟人数众多。显然，只有县委、县人民政府的积极性要达到禁烟肃毒的目的是不可能的。为此，县委在肃毒工作中注意充分发挥各部门的作用，要求各级政府、群众团体都行动起来并做出禁烟决议，严格要求各个成员按禁烟决议办事。各乡村成立烟民改造队，由农协会、妇女、青年、民兵、儿童团等组织参加。锦屏、清凉、文井等区的妇女提出“姐妹们团结起来，缴掉男人的烟枪”的口号。一些毒瘾较深的烟民，虽集中强制戒吸，仍然恶习难除，后来在家属子女的教育监督下才将毒瘾戒除。景东县各界代表会常务委员会（在当时履行着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职权）深入到区、村对烟毒和烟民情况进行调查，为县委决策提供依据。1952年11月1日至15日，由常务委员会牵头，民政科、卫生科配合，到烟民比较集中的锦屏区一村集中38人戒烟，经学习教育有30人戒断。文教科发出通知告，要求各学校利用一切机会，组织教师和学生宣传禁烟肃毒。

（五）充分利用外部条件。禁烟肃毒期间，全县先后开展减租减息、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运动。禁烟肃毒工作始终结合这些运动进行，并在运动中不失时机地提出不同要求，如在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中没收地主财产时，都把追交恶霸、匪首、地主的鸦片作为一项工作来做；在摘土匪“匪帽”时，把是否交了鸦片或是否戒掉毒瘾作为能否“摘帽”的条件之一。据安定肃毒小组调查，在追交鸦片时，匪首、恶霸、地主交的较多。

（六）县委、县人民政府加强对禁烟肃毒的领导。县委加强领导是使禁烟斗争取得胜利的关键。主要表现在：

1．态度坚决，旗帜鲜明。县委、县人民政府除先后发出禁烟指示、禁烟布告、禁烟通知，对禁毒工作做出部署外，主要领导干部还在不同的会议讲话中，旗帜鲜明地表明“景东不容烟毒存在”，让人民群众看到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对禁烟肃毒的决心和态度，不许重演国民党政府禁烟的历史悲剧。

2．真抓实干，毫不手软。从县到乡、村都建立一套禁烟肃毒的领导机构和工作班子，组织专业队伍。要求群众做到的，首先要求干部和党员必须做到；对接到县委禁烟指示后，不认真贯彻执行的干部，有的令其停职反省，有的从组织上进行调整。如有一区长接指示后仍在偷食鸦片，县委除令其停职反省外，还在扩大会议上公开点名批评，通报全县。又如在秘密整党中，对一些仍在吸食鸦片的党员，有的令其做出戒烟保证，有的经教育不改，又不起党员作用的劝其退党。再比如，在处理干部的贪污案件时，凡是贪污烟税或鸦片的，有的关押反省，有的遣送回家。这些，让人民群众看到县委、县人民政府的言必行、行必果。

3．科学指导，严密组织。在整过禁烟肃毒过程中，县委对景东烟毒的泛滥和危害作了深入的、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做到情况明、心中有数。为此，县委采取了上述“三个结合，两个充分”的方法和措施，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由于禁烟肃毒斗争还存在着不平衡性，少数民族未彻底戒断，有关部门到1958年还集中了一些烟民“学好”。

总之解放初期在县委领导下进行的禁烟肃毒斗争，无论从深度、广度上都超过解放前历届国民党政府所进行的禁烟工作，并取得了胜利，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在景东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执笔：魏启明

“三反”运动

景东县委党史征研室

1952年初，景东县委根据毛主席、党中央和省委、地委的指示，在县级国家机关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历时8个月。

一、开展“三反”运动势在必行

景东县解放后，根据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关于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的指示精神，县委对国家机关中的贪污分子进行过严厉惩治。1950年6月，为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对全县税收进行清理，查出安定区鼠街查征所所长杨某、查征员朱某采取涂改税票、收款不出收据、与纳税人合伙漏税等手段，分别贪污半开4656元、4400元。8月10日至27日，县委抽调区、村干部133人到县上学习，经检查有41人贪污半开合计760元，鸦片134两及谷物若干。清仓查库中又发现勐大区一名保管员乘老百姓缺粮，开仓发放，从中挪用1161.5公斤。县粮库一名建仓人员贪污建仓基建款（旧人民币，下同）60万元，保甸区一名干部挪用建设仓库款69万元，永秀、文龙等区负责建仓的工作人员也有贪污。对这些贪污人员有的开除回家，有的关押反省，有的通报全县批评，并全部退出赃款。但是干部中的贪污行为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在减租减息中又发现太忠区一名农协主席贪污地主退出的金叶子，锦屏区三村农协主席、区农协副主席、人民法庭锦屏分庭书记员，贪污斗争果实金银首饰等物，公安局一名干部用“反省室”的大米与城街一名奸商合伙做生意，振泰区商会一名财经人员，刚工作半年也进行贪污。因此，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三反”运动深入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教育广大的干部群众，制止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势在必行。

二、“三反”运动的进程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和《关于反对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的指示》，以及省委、地委的具体部署，县委于1952年1月20日，召开各单位负责任会议，宣布成立景东县节约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节检委”），由县委副书记宋仕禄任主任。

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在县委组织部办公。要求各单位也成立节约检查小组，负责该单位的“三反”运动。从即日起，各单位组织干部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开幕辞和《反对自由主义》等文章，学习省委、地委的有关文件，重点认识开展“三反”运动的必要性、重要性，积极参加运动。每逢双日，向县节约检查委员会汇报学习情况。

2月初，县公安局局长张冬成、县人民银行副行长刘正东等人向县委汇报了出席地委召来的“三反”工作会议精神，县委结合景东实际，作出以下决定：

（一）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进行广泛动员，开展“三反”运动。（二）把县级机关分作8个战斗单位，即县委会、县政府（包括粮食局、卫生院）、公安局、部队工作队、银行、税局、贸易公司、邮电局。（三）用5天的时间公开坦白检举，坦白检举以单位的群众大会为主，结合召开两天的县级机关群众大会进行。（四）根据“首长带头，层层检讨”的精神，由县委主要负责人在县级机关干部大会上带头坦白检讨错误。（五）区、村不开展“三反”运动，群众对贪污的人员要求检举斗争的，将整理的材料及被检举的人一起送县。23日和24日，县委分别召开党内外群众大会进行动员，进一步指出开展“三反”运动的必要性、重要性，要求党团员带头坦白检举，完成党交给的任务。25日上午，召开全体机关干部群众大会，由县委副书记、县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宋仕禄带头坦白，检查错误，接着进行群众性的坦白检举。为使群众有充分时间坦白检举，县委决定，从25日起至29日停止办公。根据29日统计，整个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共203人，由于政策界限不清，经5天的坦白检举，从领导到勤杂人员90%都有“贪污”，其中12人是“大老虎”（当时称贪污分子为“老虎”，贪污旧人民币1万万元以上者为“大老虎”），已指名停职反省。

3月初，县委分析研究认为，经过5天的坦白检举，揭露的问题仍然不多，主要原因是单位领导“气魄不大”，“没有扩大战果的思想。于是召开各单位负责人和节约检查委员会及节约检查小组成员会议，用运动中揭发的材料批判“清水衙门不有贪污”、“制度严密，手续健全不易贪污”、“工作踏实不会贪污”的“右倾”思想。撤销贸易公司经理和邮电局长的县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职务，撤销县人民政府秘书和税局负责人等单位节约检查小组长的职务。为扩大战果，采取以下办法：一是深入发动群众“大胆怀疑，广泛检举”贪污分子；二是将订立“攻守同盟”，集体贪污的“调虎离山”，严密看管，分化瓦解，从他们坦白中发现问题，发动群众猛攻穷追；三是对顽固分子采取轮班斗争，小组长统一指挥；四是实行惩办于宽大相结合，对彻底坦白的从宽处理，不坦白或抗拒的给予严惩，直至逮捕。据4月3日统计，全县参加“三反”运动的人增至306人，其中，县级机关干部218人，部队工作队51人，区、村干部（包括区财经员、村长、农协会主席）37人。根据揭发统计，参加运动的人员99%都有“贪污”，合计“贪污”金额54612万元，其中，贪污100万元至1000万元的59人，1000万元至10000万元的21人。因抗拒坦白交待当场逮捕4人。

为彻底检举贪污分子，县委要求各单位：一是要不断地克服自满情绪，将“老虎”捉完才收兵；二是坚决发动群众继续收集材料，发动群众猛攻穷追；三是围攻“老虎”时由群众施加压力与领导做启发工作相结合；四是对大贪污又顽固的给予严惩。据4月25日统计，“破获”了以杜向陶为首的“反共青年团案”，发现银行有3个“贪污集团”（最后形成1个银行贪污集团），贪污集团的主要人员已经逮捕。“贪污”金额又有了增加。

5月4日后，县委、县人民政府分别接到地委、行署对景东县“三反”运动的指示及地委要求景东“追赃定案于5月底结束，最迟不要超过6月10日”的通知。中旬，全县“三反”运动全面转入追赃定案处理。县委于5月14日向各区发出《关于召开贪污分子家属会议的通知》。15日，又向各单位发出《坚决发动群众做好家属工作的指示》，要求对家属不能以贪污分子看待，要对他们进行耐心的思想工作，讲明有贪污的只要老实坦白，积极退赃，检举别人，政府才会宽大处理；废除对贪污人员“逼、供、信”的做法。在定案处理工作中，严格分清贪污与非贪污的界限，贯彻“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惩办与改造相结合”的方针，执行“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彻底坦白从宽，抗拒坦白从严”，“一般的从宽，严重恶劣者从严”，“党外从宽，党内从严”等一系列政策。据1953年3月23日《景东县一九五二年工作总结》提供的材料，“三反”运动中最后认定贪污73人，其中，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2人，100万元至1000万元的15人，100万元以下56人，合计贪污金额13450万元。其他人员虽不属贪污性质，也作了退赔，全县实际退出赃款4.5万元。其中，有实物679件，金额2628万元，积压资金3292万元，打“埋伏”大米100万公斤。

7月7日，开始进行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主要是个人交待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定无产阶级立场。15日后，根据本人的政治历史、社会关系和“三反”中的表现，县委决定遣送回家27人，其中，男21人，女6人，年龄最大52岁，最小17岁，除3人是旧职员外，其余都是解放后参加工作的。

三、“三反”运动的经验

20世纪50年代初，景东县开展的“三反”运动，从政治上、思想上打退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深刻地教育了广大干部，清除了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贪污分子，纯洁了干部队伍；同时，从经济上为国家挽回了不少的损失。这次运动，对于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教育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联系群众、清正廉洁的作风，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许多参加过运动的同志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在后来的定案处理中落实了党的政策，给被检举不实的干部否定了贪污问题，因经济问题先后被关押的10人，有8人被先后放出，被判刑的2人后来也得到平反，放下思想包袱。经验是：

（一）必须发动群众检举揭发。贪污分子的活动比较诡密隐蔽，‘手段比较狡猾，但又不可能不留下“尾巴”。因此，县委从运动第一天起，就反复发动群众揭发贪污分子。实践证明：只有充分发动群众，擦亮群众眼睛，才能揭露各种贪污腐败行为，使贪污腐败者无藏身之地；也只有充分发动群众，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才能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到教育，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二）坚持领导带头，层层检讨。领导能否带头坦白检讨是运动能否深入和群众能否发动起来的关键。运动中，领导干部只有知错改错，敢于检讨和改正自己的错误，才能获得群众的谅解，轻装上阵，取得领导运动的主动权，否则就难以放手发动群众。坦白检举开始，县委副书记、县节检委主任宋仕禄就在县级机关干部群众大会上坦白了自己的问题，检讨了铺张浪费、官僚主义错误，同时，对单位领导不能带头检讨错误的人，采取了组织措施，这样，就使运动很快形成高潮。

（三）定案处理时严格区分政策界限。运动形成高潮后，在检举揭发阶段，一度出现政策界限不清的情况，如把多吃多占、占小便宜、公私不分、由家中带钱来用、借东西未还、账目错乱、不符合财务制度等等也算作贪污问题，形成人人“贪污”。在定案处理阶段严格区分了贪污与非贪污的政策界限，使大多数人放下了思想包袱。但在运动中有的干部思想顾虑没有完全消除，对“退赃从严”的认识存在着片面性，分明不是贪污的也退了“赃款”，出现了退“赃”数大于落实数的情况。

（四）经济上退赃从严，组织上处理从宽。开展“三反”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教育提高大多数干部的思想觉悟，防止重犯错误。因此在组织处理上，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央“惩办与改造相结合”、“彻底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积极退赃从宽”等一系列方针政策。最后，属经济问题受组织处理的只是少数，从严处理的更是极少数。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运动初期揭发批判贪污面过大的错误。

四、“三反”运动中的失误

这次“三反”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打虎”阶段存在着严重失误，一是政策界限不清，被检举有贪污的人员占参加运动人数的99.3%，占机关干部总数的98.0%；二是批判斗争贪污面过宽，运动中被批斗的干部最多的占该系统人数的73%，最少的也达5.5%，伤害了一些人；三是运动中未经请示上级批准就自行捕人，而且捕得较多；四是造成了一个“反共青年团”政治假案，一个“银行贪污集团”经济假案。上述失误是严重的，教训也是极为深刻的。

（一）领导干部必须充分发扬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尤其是反对自己的意见。县文教科长杜向陶因在业务问题上与县委书记的看法不一致，曾发过“牢骚”；又因县公安局经常在一中球场枪毙犯人，影响教学，一中师生曾联合签名向上级反映，一中教师刘某说过县委书记上的团课“讲不好，没讲准”。这些不同意见和批评意见，本来是正常的，但都被认为“是对党和上级不满的反动言论和行为”，杜、刘受到怀疑，在“三反”运动中进而被列为“重点”进行激烈批斗。不能正确分析对待来自群众的意见，是造成“反共青年团”假案的主要原因。

（二）反贪污必须坚决，但不能轻信口供。 由于贪污分子行动比较诡秘隐蔽、贪污手段多种多样，在发动群众检举的基础上，应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查实每条线索，获取充分的人证物证，才能做出定论。但是银行进入“打虎”阶段后，普遍地使用了逼供的做法，面对口供没有进行认真分析，也未获取一份旁证，就盲目地、轻率地定案处理。轻信口供是造成“银行贪污集团”假案的主要原因，教训是深刻的。

（三）注意提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政策和策略水平。“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进入“打虎”阶段后，在“大胆怀疑，广泛检举”的口号下，“三反”运动出现了“四面出击”，什么都打的混乱局面，县委未作引导和制止，它反映了领导干部政策界限不清和不注意斗争策略的问题。直到5月，地委、行署分别指出上述问题后才开始纠正，但已伤害了一些同志。不认真研究政策，界限不清，什么都打，是造成“三反”运动打击面、批斗贪污面过宽的主要原因。

（四）要知人善任，防止用人不当。“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银行进行的“三反”运动最为混乱，副行长被县委撤职后，新任“节检小组”的个别成员，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就确定某某为“大老虎”，并组织力量进行斗争，为多打出“老虎”，博得领导信任，斗争中又多次逼供。银行的“三反”运动后果较为严重，除了县委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外，用人不当，是造成运动混乱的主要原因之一。

                                  执笔：魏启明

农民协会

                        景东县委党史征研室

景东县解放以后，为了保障农民的政治权利，提高农民的政治文化水平，参加民主政权建设和民主改革，中共景东县工委于1950年初，在筹建各级人民政权的同时，在全县15个区108个村（镇）建立了农民协会，有会员80476人。根据《云南省农民协会组织章程（草案）》的规定，农民协会是农民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是农村中改革土地制度及实行减租减息的合法执行机关。行使权力机关是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其职责是根据政府法令和上级农协会指示及当地农民的要求，决定农民运动的方针和计划，审查农协会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农协会委员。凡雇农、贫农、中农、农村手工业工人及农村中贫苦的革命知识分子，16岁以上自愿入会者，经农协会委员会批准后，即可成为农协会会员。会员每年交大米0.5公斤作会费。

区村农协会建立以后，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与民兵、青年及妇女等组织密切配合，站岗放哨，守卫仓库，监管不法地主分子，并进行筹粮迎军、清匪反霸、减租减息等工作。几千年来被歧视、被压迫奴役的“泥脚杆”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成为新中国的主人。

1950年11月28日至12月6日，召开了景东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到会代表704人。其中，贫雇农代表590人，中农代表102人，干部12人。会议的中心内容是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开展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征粮、整顿区村农协会组织等四大工作。会上，县长张敬作了国际国内的形势报告。县委领导作了动员讲话，会议学习了《云南省农民协会组织章程（草案）》、《西南区减租暂行条例》以及《云南省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关于整顿和发展农会的指示》等。会议的前一阶段是组织诉苦、挖根，以追悼会的形式开展公祭活动，启发代表的觉悟。后一阶段是学习政策，部署工作任务，强调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打垮封建势力。在开展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及征粮工作中，分清敌我友，掌握政策界限，稳准狠地打击敌人。会议期间，还公审枪毙了太平区暴乱匪首苏久亮和明善区暴乱骨干王辉。代表们普遍反映：“过去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农民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今天有共产党领导，我们能登上主席台，做了主人。”第一次农代会上，景东县农民协会正式成立，选举李兴隆为主席。会议最后作出了《景东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号召全县农民：一、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好区村农代会，宣传贯彻省、专、县农代会精神，把各村寨的农民兄弟姐妹组织起来，坚决实行清匪反霸、减租减息。二、整顿农协会组织，把混进农会的地主、狗腿、坏分子等清理出去，并帮助整顿村政权、民兵组织。三、贫雇中农三兄弟要团结起来，中立富农，消灭土匪，打垮恶霸，不准地霸乱说乱动。租一定要减，公粮一定要交，如果他们反抗，就对他们开展说理斗争。四、要动员贫雇农民多种粮食，绝不种罂粟。修好水利耕好田，使农民生活一天天改善。要使用人民币，不再用银元、半开。五、要全心全意支援解放军解放西藏和台湾，全心全意支援朝鲜人民赶走美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

县农代会后，各区村认真贯彻《云南省农协会组织章程（草案）》，整顿农协会基层组织，发展农协会会员。经过整顿，基层农协会基本纯洁，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强大的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军。多数人具是农协会会员，又是民兵。妇女也参加农协会，成为民主改革的生力军。会员们高举红旗，敲锣打鼓，到街头村寨宣传政策，手持大刀长矛在集镇村庄向地霸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反革命分子”，“租要减、粮要征，向恶霸讨还血债”等口号，震慑了反革命分子。村农协会积极协助人民政府征收1949年至1950年两年的公粮尾欠1158万公斤，折征款4.7亿元（旧人民币，下同），协助减租7亿多元。在发生饥荒的区村，农协会还协助政府发放农贷粮和救济粮，积极组织生产自救，鼓励民间自由借贷，相互调剂，使1万多户4万多人渡过饥荒。1951年，在镇压反革命中，农协会配合民兵，积极揭发、控诉地霸罪行。里崴区一位叫大老娜的妇女（会员），把地主杨新谷私藏的12支枪和2500发子弹搜出来交给政府，成为对敌斗争的模范。文龙村一村会员自动把恶霸叶发祥抓获送到县公安局。民乐村农协会员把地主刘彰伍押送到区政府。景谷区会员搜出地霸枪支18支，子弹1000多发。各区村发动农民对地霸进行斗争，镇压了反革命分子，扫清了封建残余，实行了人民民主专政。

1951年8月3日至7日，召开了景东县第二次农代会，到会代表342人。会议听取了半年来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及镇压反革命的工作报告，并做出《决议》，指出：有些不纯分子混入政府机构，使当前的运动深入不下去，镇压反革命分子还不彻底，地主威风还大，农民还未真正当家作主，政权还不巩固。要求大家回去以后要把贫农、雇农、中农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把减退、镇反深入下去，为土地改革作好准备，同时做好生产救灾工作。

1951年10月28日至11月4日，召开景东县第三次农代会，出席代表329人。会议听取了3个月来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镇压反革命及抗美援朝的工作报告，并做出《决议》。《决议》指出：一、只有把贫雇农发动起来，团结中农，组成一支强大的反封建队伍，才能打跨地霸、反革命分子，完成减租和土改任务。二、对地霸及反革命分子，要发动群众控诉、检举，收集罪恶材料，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按罪行轻重，分别给予杀、关、管处理。三、我们要翻身，美帝要阻挠，他们打朝鲜占台湾。我们就要积极行动起来，订立爱国公约，多打粮食，捐献钱物购买飞机大炮，慰问烈军属，搞好征粮工作，搞好民族团结，支援抗美援朝。

1952年8月，土地改革开始。县区村农协会组织全力投入这场斗争，并成为合发的执行机关，直接参加了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查田定产、没收征收、分配土地及财产的工作。为了使土地改革工作顺利开展，县委于1952年12月30日至1953年1月1日召开了第一批土地改革区农代会。参加会议的5个区32个乡的157名代表，经过3天学习讨论，并参加大营乡的土地没收征收实践，进一步明确了土改的政策规定。会议做出四项决议：一、发动群众重点复查划分阶级，总结“三算”（算剥削、算发家史、算血债），让每个农民认识地主阶级的一针一线都是农民的血汗，没收征收是土地“回老家”。二、把各乡的男女老少都广泛地动员起来，参加没收征收，做到人人动手，个个负责，向地主进行追租、追赔、追缴罚款和反破坏、反分散、反隐瞒、反收买、反威胁、反欺骗的斗争。三、深入耐心地发动上当户、落后层，截断地主后路，消灭地主活动地盘，大力宣传“地主分散财物有罪，农民保存无过，自报光荣，检举有功，用掉不赔，遗失声明”的政策。四、要掌握“七要四不要”的政策，即：要土地、耕畜、农具、浮财、底财、多余粮食和房屋；不要动工商业、不侵犯中农利益、不搞非刑吊打、不违反民族政策。要注意分化地主家属，对大、中、小地主区别对待。地主抗拒从严，中、小地主守法从宽。征收富农及小土地出租者的土地。

1953年3月，召开了第二批土改10个区的农代会、上片6个区农代会以及文龙、安定、保甸联区农民会。会议以土地改革为中心议题，通过诉苦挖根，启发广大贫雇农的阶级觉悟，发动群众积极投入土地改革，从政治上、经济上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同时把土地改革政策交给群众，及时纠正土地改革中错划、漏划阶级等偏差，认真执行党的政策。

由于解放初期情况复杂，政策界限不清，审查不严格，因此在农协会中也混进了少数“勇敢分子”、地主狗腿、坏分子以及二流子。他们伪装积极，蒙蔽干部，欺骗群众，有的甚至成为农协会的负责人。他们把持政权以后，贪污斗争果实，大搞肉刑斗争，包庇地主，为非作歹，破坏党群关系。农民称这些人为“小石板”。为了纯洁组织，根据云南省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关于整顿和发展农会的指示》精神，于1951年和1953年结合镇反及土地改革分别对农会进行了整顿。重点是整顿领导班子，不让地主富农和坏分子混入农会并控制其领导权。所谓纯洁组织不是指对贫雇农中犯有某些错误者采取关门态度，将他们拒之门外，而是指不让地主富农及其代理人加入农会，更不让他们充当农会的领导人。全县农协会组织经过整顿，共清洗367人，发展11781人，使农会会员达到94151人。农协会主席213人，提拔14人，降职14人，落选39人，清洗3人，留用136人，增选124人。农协会委员1108人中，落选128人，清洗25人，留用654人，增选530人。通过整顿，教育了懒汉、二流子，清除了不纯分子，发展了会员，壮大了组织，纯洁了队伍。县区两级还从农协会中选拔阶级觉悟高、工作能力较强的50多人组成农协工作队，其中大多数队员经过减租减息、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的锻炼，被吸收为国家机关干部。

1953年10月，全县土地改革及土改复查结束，农村已公开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各村陆续组建党支部。党支部成为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生产建设的领导核心。农协会这个与封建势力作过殊死斗争的农民群众组织，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执笔：苏有伯  罗  舜

民兵工作

景东县委党史征研室

景东解放后，中共景东县工委十分重视民兵工作，在领导全县建政中，建立农民协会的同时抓了民兵组织的建设，并对民兵组织进行了整顿，对广大民兵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使民兵组织不断发展和壮大。广大民兵在配合人民解放军歼匪作战、平息暴乱和站岗执勤、维护社会治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保证了减租减息、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成为捍卫农村各级政权的一支武装力量。

民兵领导机构和民兵组织的建立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9支队42团和第二武工队进入景东后，首先在已解放的南五区（即民乐、景谷、勐大、振泰、里崴）开展建政，在组织农民协会的同时，率先建立了一批农村民兵组织。1950年3月1日，景东县临时人民政府成立，下设武装科，由景东县整训总队副总队长余兆清任科长，王绍周任副科长，主管全县武装工作。临时人民政府还从整训总队中挑选120名队员组成基干大队。至5月，全县建政结束，15个区均建立民兵模范队，共有队员450余人；108个村、镇建立了民兵中队，分村建立了民兵分队，自然村建立了民兵小队。从梁星楼地霸武装和民间收缴的武器458件、子弹9000余发，配发给县基干大队和各区民兵模范队。

1951年7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民兵建设的指示》，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景东县人民武装部，由县公安局长张冬成兼任县武装部部长；县委书记张忠毅兼任政委。12月，由民乐区区长戴群等人到普洱边防军分区学习回来后，接替了武装部工作。

1952年6月，根据中共云南省委和云南省军区联合指示精神，景东县人民武装部内设军事组、政治组，配备部长、组长、参谋、干事，编制7人；同时各区也成立武装部，设部长、干事各1人。由军分区调配现役干部到县人武部任职和任各区武装部部长。9月，任命李水林为县武装部部长。1954年12月，县人民武装部改称县兵役局，内设预干、征集、动员、民兵、统计5个科，配备正副局长、副政委、科长、秘书和助理员，编制为37人。由李水林继任局长，刘克敏任副政委，政委由县委书记兼任。各级民兵领导机构的建立和健全，大大加强了对武装工作的领导，使全县民兵组织不断发展和壮大。

民兵的政治教育军事训练和组织整顿

全县各级民兵组织建立后，各级党委和武装部门十分重视民兵的政治教育、军事训练和组织整顿。从1950年12月至次年3月，在民兵中广泛开展了“四教育”（诉苦教育、阶级教育、形势教育和政策教育）、“三讲”（讲地主阶级发家史、讲村史、讲家史）及“三查”（查阶级觉悟、查革命警惕性、查谁掌握枪杆子）等活动。通过政治教育，大大提高了广大民兵的阶级觉悟，懂得了为谁扛枪、为谁军事训练的道理。广大民兵积极参加军事训练，在训练中磨爬滚打，不怕苦不怕累，军事素质有了很大提高。据1953年统计，全县1.8万多名民兵分批分期参加了军事训练，占全县民兵总数的87.6%。通过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全县民兵成为政治上可靠，又有一定军事素质的人民武装力量。

1952年8月土地改革结束后，根据中共普洱地委《关于整顿民兵组织的指示》精神，县委批转县武装部《关于结合土改整顿民兵组织的决定》，在土改中对全县民兵组织进行全面整顿，清洗不合格的民兵393人，并吸收一批经过土改锻炼、表现较好的青年加入民兵组织。据1953年土改结束时的统计，全县民兵已发展到20546人（其中基干民兵5082人），比土改前的17282人增加3264人。

民兵在革命和生产建设中的作用

中央军委赋予民兵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国家动员任务，参军参战和战争勤务，维护与巩固后方治安，并积极参加地方生产建设事业。全县民兵牢记这一光荣使命，在配合人民解放军剿匪作战、站岗执勤、管制地主、恶霸、维护地方社会治安和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涌现出了不少英雄模范人物。

（一）配合人民解放军剿匪作战。1950年2月，人民解放军第37师和边纵42团在勐大区圈田街、松山追歼国民党第8军170师孙进贤残部逃敌的战斗中，勐大区及附近振泰、里崴等区的民兵共1280人配合部队追击和阻击残敌，当向导，送情报，运送食品，保障后方勤务，支援部队作战。勐大区民兵严盛富、黄文忠在为解放军送信途中，不幸被敌人枪杀而壮烈牺牲。人民解放军在地方武工队和广大民兵、群众的有力配合下，毙敌300余人，俘敌2700多人，取得了追歼战全歼逃敌的重大胜利。

5月中旬，太平区（龙街）、明善区（花山）发生地霸反革命武装暴乱，这两个区的100多民兵配合解放军征粮队、武工团一举平息了暴乱，取得了平息瓦解匪众的胜利。太忠区民兵奉命冒雨进入哀牢山腹地，与楚雄剿匪部队配合，歼灭土匪60余人。10月，在新平县围歼李崇安匪部的战斗中，全县组织民兵250人，骡马200匹，运送大米1万公斤，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军的剿匪战斗。

（二）追捕逃犯，管制地主恶霸，维护地方治安。景东解放初期，在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中，全县广大民兵既承担抓捕押解任务，又担负着对抗拒和破坏行为的地主、恶霸的关押、看管和对坏分子的改造任务。为巩固人民政权，许多民兵自带伙食和行李，站岗放哨、巡逻堵卡、守护粮仓和重要目标，表现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和责任感。1951年初，全县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清凉区（现锦屏镇山冲）罪大恶极的匪首高嵩在关押中畏罪潜逃，解放军李东仓即率领10多名民兵追捕，在追捕中高匪被民兵罗开忠当场击毙。1952年，巍山县大恶霸地主李维斌畏罪妄图逃往国外，当逃至县境内文龙时，被锦屏区灰窑执勤民兵发现，民兵中队长崔发明随即带领民兵将其抓获，在押送途中罪犯又跳入河中企图逃跑，崔发明即跳入河中将其擒住，押送回巍山县公审枪决。为此，巍山县给景东县委、政府写来感谢信，表扬民兵的英雄事迹。8月15日，全县30多名民兵光荣出席了普洱边防军分区召开的民兵模范代表大会，崔发明被授予“民兵战斗英雄”称号，并获奖“七九”步枪一支。

（三）积极投入爱国增产和互助合作运动。广大民兵既是对敌斗争的主力军，又是生产建设的突击队。他们积极响应县委、县人民政府“爱国增产”的号召，开荒生产，打猎护秋。他们还在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中起骨干带头作用。1954年初，文井老练乡共办16个互助组，其中有15个是民兵带头办起来的。1956年起，地处山区的农村由民兵组织护秋守猎队（组），保护庄稼。仅锦屏区利月村的民兵护秋守猎队就打死老熊8只，野猪21头。据当年不完全统计，全县民兵护秋守猎，避免了几十万公斤的粮食损失。

（四）踊跃报名参军，保卫国防。全县广大民兵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和形势教育，社会主义觉悟和爱国主义觉悟不断提高，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踊跃报名参军，仅1951年“抗美援朝”中全县就有3000多名青年民兵报名参军，有1250名（其中县警卫营500名）被应征入伍。至1956年，全县共有2100名青年民兵参军入伍，为保卫国防和国家安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妇女工作

景东县委党史征研室

解放前，景东县的广大劳动妇女与男人一样受着封建制度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之外，还深受着夫权的压迫和统治。在“三从四德”、男遵女卑的封建礼教束缚下，男女不能平等，政治上没有权利，经济上没有地位，婚姻不能自主，买卖婚姻尤为突出。许多贫苦农家的女子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卖身到地主家当丫环、做奴仆，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并随时都遭到打骂，广大的劳动妇女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建立各级妇女组织  妇女当家做主

1950年3月，景东县临时人民政府建立后，县工委在领导建立各级政权的同时，在全县15个区建立妇女联合会，在108个村、镇建立妇女会，分村建立妇女分会，并推选出出身贫苦、有思想觉悟、阶级立场坚定、工作积极的妇女担任妇女干部。在此基础上，于1952年12月，成立景东县妇女联合会，由郭淑英任主任。各级妇女组织建立后，在党的领导下，根据“男女同时发动，切实保障妇女合法权利“的总方针，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召开妇女座谈会、妇女代表大会和举办妇女培训班等形式，学习贯彻《土地改革法》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广泛发动妇女投身到各项民主改革和生产建设中去。获得翻身解放的广大妇女走出家门，挑起了革命重担，在实践中逐步锻炼成熟，一大批妇女被选为农村干部。1953年土改中，全县143个乡均成立妇代会，有妇女主任233人。乡党支部设有妇女委员138人。据1954年全县普选结束统计，妇女选为乡长1人，副乡长134人。到1956年11月，实现农业合作化，全县316个高级农业合作社中，妇女担任社主任的9人，担任社副主任的302人；1612个生产队中，副女担任正副队长的1127人。昔日被压迫在社会最低层，受封建压迫最深的妇女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当家做了主人。

宣传贯彻《婚姻法》  实现妇女解放

景东县解放后，妇女们砸烂了套在脖子上的沉重枷锁，政治上获得了解放，但是仍然没有摆脱封建婚姻的束缚。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这是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女子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这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家庭生活中的一个伟大变革。县委、县人民政府为广泛宣传、贯彻执行《婚姻法》，进行了大量的思想和组织工作。8月10日，县委抽调全县区、村干部133人，在县城举办培训班，学习、宣传《婚姻法》。12月13日，县人民政府颁发了《关于禁止妇女缠足的训令》，接着在全县广大农村开展了学习、宣传《婚姻法》和“禁止妇女缠足，提倡妇女放足”的活动。通过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执行《婚姻法》，买卖、包办婚姻、纳妾和童养媳等封建婚姻基本废除，寡妇获得了再婚的权利，使男女群众特别是广大妇女，从几千年野蛮落后的旧婚姻制度下解放出来，从而逐步建立了新的婚姻关系、家庭关系。在政治上男女平等；在生产劳动中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对促进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民主改革和生产中  妇女是一支生力军

全县各级妇女组织建立后，在各项民主改革和生产建设中，把广大妇女发动组织起来，参加农协会、民兵等组织，学习文化和生产技术，积极投入反封建的斗争。在清匪反霸、减租减息、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中，控诉斗争地主、恶霸，站岗放哨，管制不法地主，维护地方社会治安秩序。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广大妇女积极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和爱国增产节约运动。1951年初，安定区古德村妇女阿绍秀率先带领12户农民建立全县第一个临时互助组，1952年出席了云南省召开的劳动模范代表大会。瑶族妇女苏普氏，解放前是太平区（今太忠乡）普家村人，因生活所迫，到了锦屏区斗阁村卖工当奴仆。解放后，她获得新生，当家做了主人，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1年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她第一个送独子参军，自己参加修弥（渡）宁（洱）公路。由于她工作、生产积极，思想先进，又善于做宣传思想教育工作，被评为劳动模范。1956年又被评为锦屏区军属代表，出席县、省召开的军烈属代表会议。11月初，又光荣地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军烈属、残废军人和复退军人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6日，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等党、政、军领导的亲切接见。全县在革命和生产建设中涌现出了大批的妇女劳动模范、生产技术能手和积极分子。男人能办的事妇女也能做到。据1953年5个区的统计，妇女能耕田耙地的有611人。1954年，全县评选出妇女积极分子7940人，占全县妇女劳动力26762人的29.7%。一大批妇女积极分子光荣的加入了党、团组织。据1955年统计，全县有女党员195人，占全县党员总数的13%；有女团员1265人，占全县团员总数的42%，全县广大妇女成了革命和生产建设的一支生力军。

                             执笔：王  通  李应纪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建立

景东县委党史征研室

景东县于1950年初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先在机关中发展团员，随后在振泰、景谷、文井、景福等区的农村中逐步发展团员，开展团的活动。5月，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景东县工作委员会（简称“团县工委”）。1952年初，对团组织进行整顿。8月后，结合土地改革，在农村公开进行建团工作。1954年6月，召开青年团景东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将团县工委改称青年团景东县委员会（简称“团县委”）。至此，团的各级组织已建立。团县委带领全县青年，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发挥了党的助手和突击队的作用。

青年团的建立和发展

1950年5月，青年团景东县工作委员会成立，由中共景东县委组织部兼管。当时处于民主建政初期，团的基层组织薄弱。广大农村还没有建立团的组织，县区两级还未设置专职干部，只是党组织指派干部兼管团的工作。青年团在区村民主建政中，组织青年农民特别是贫雇农出身的青年，开展筹粮迎军、减租减息，教唱革命歌曲，扭秧歌等，宣传革命道理，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锻炼成长，成为巩固人民政权，进行民主改革的有生力量。在初期秘密发展团员中，由于对建团思想不明确，只图发展数量，审查不严，有少数阶级异己分子混入团内。因此，出现了工作上怠工，甚至包庇地主恶霸、贪污腐化等现象。有的支部几个月不过组织生活，针对这种情况，团县工委于1951年12月15日发出《关于整团的指示》，从年底至1952年初进行整团，清除一批不合格的团员，恢复了团的正常组织生活。

1952年8月，土地改革在锦屏、清凉和文井3个区进行试点。根据宁洱地区青委《关于在土改中建团的具体计划》，中共景东县委在布置土改工作时布置了建团任务，委任各土改工作组组长为建团组长，结合土改开展建团工作。在北屯、老练、清凉3个土改试点乡发展团员23名。土改试点结束后，在土改队及机关中先后发展团员67名。1952年11月至1953年9月，土地改革分两批在15个区105个村进行。在土改声势已经形成的时刻，召开青年代表会，从阶级教育入手，进行诉苦、挖根，启发青年的阶级觉悟。组织青年和农民群众一道学习和宣传划分阶级的政策，分清剥削与被剥削的界线，提高政策水平。动员青年参加斗争地主分子，积极参加民兵组织。在征收没收土地中，发动青年严密监视地主，点名查夜，开展反隐瞒、反分散、反破坏的斗争，参加查田定产和分配土地等工作。在查田定产和分配土地结束时分两批发展团员2121人，建立团支部132个。

1954年6月11日至16日，召开青年团景东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384人，代表着全县2900名团员。会议传达贯彻了青年团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精神，团县工委改称团县委，选举产生青年团景东县第一届委员会委员23人，由中共景东县委副书记赵征兼任书记，罗相平任副书记。全县实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化后，于1956年6月召开青年团景东县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号召全县青年积极投身到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去，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后，于1957年7月召开青年团景东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374人，代表着全县6445名团员，选举产生第三届团县委委员25人，选举车奇云为书记，蒋文纪为副书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景东县委员会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景东县委员会。

发挥党的助手作用和突击队作用

在党的教育培养下，青年团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成为党的有力助手和生产建设的突击队。

建政时期，广大青年积极参加民兵和农协会，开展征粮、剿匪。在减租减息、清匪反霸和镇压反革命中，斗争不法地主，站岗放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捉拿反革命分子，看守在押罪犯。

抗美援朝中，参加示威游行，声援朝鲜人民的正义斗争，有1千多名青年自愿参军。土地改革中，青年人积极参加开会学习，参加查田定产、没收征收和土地分配工作。各乡普遍发展了团员，建立了基层团支部。建立区乡人民政府时，大批青年及团员被选为干部。

农业合作化中，团员及青年积极参加互助合作。如清凉区斗阁乡团员杨芬积极带领青年及农民组织互助组，写《挑战书》，向全县各乡的互助组及全体农民提出条件开展竞赛，力争完成增产计划。1954年，有98.3%的团员加入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社，其中，参加互助组的团员2343人，占94.5%，参加农业社的95人，占3.8%。担任互助组长的292人，担任农业社社长和副社长的6人，担任其他社干部的29人，担任供销、信用社干部的32人。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青年团员积极报名入社，宣传党的政策，有的地方用自编自演的形式作宣传动员，演出了《人望幸福树望春》、《人多力量大，柴多火焰高》等节目，启发群众入社，还说服家人和亲友入社。太忠区的竹者乡团支部组织串连小组，登门逐户宣传动员，全乡农户全部加入了高级社。1956年6月，全县有87.0%的团员加入合作社，据13个区统计，有102名团员被选为正副社长，占团员总数的13.7%；有445人被选为社管会委员，占27.0%。景谷乡16名团员中，14人担任社干部。在生产劳动中，青年团员还组织青年突击队。文井区大营乡组织10个青年突击队，有队员88人。一般社员一天送肥850公斤，突击队员送肥1100公斤，他们还在10天内积绿叶搞了28堆高温堆肥。斗阁乡幸福社第四生产队队长说：“我们队生产不吃力，就是因为有43名青年突击队员在发挥作用。”

在扫除文盲工作中，青年团也挑起了重担。1954年至1957年，全县大办夜校、民校、识字班。1955年冬，农村青年有11230人入夜校学习，1956年入学青年达1.4万多人。青年团员在扫盲中积极主动，成绩突出，完成了上级团委交给的任务。

1955年8月8日至10日，召开全县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155名代表中，有团员122人，占78.7%。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出来的优秀青年，是各条战线的尖兵。合作化运动以来，全县涌现出努力学习、积极劳动、热爱祖国、关心集体的社会主义积极分子350多人。振泰区文平乡共青团员李子仙被评为全省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受到团省委表彰。

经过土改、合作化运动，青年团的各级组织机构逐步健全，队伍日益壮大。经过党的培养教育和各个时期的锻炼，广大团员普遍受到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树立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部分优秀青年被吸收加入党组织。仅1954年就有300名青年团员入党，在合作化运动中，共有570名团员加入中国共产党。

青年团是一支富有朝气的生力军。他们以共产主义为自己的崇高理想，听党的话，在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起到了党的助手和突击队作用。

                                执笔：王  通  罗  舜

土地改革

景东县委党史征研室

景东县的土地改革（以下简称“土改”），是在清匪反霸、减租减息、镇压反革命等斗争取得胜利后，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的。从1952年8月开始至1953年10月结束，历时一年零三个月，成功地完成了任务，实现了广大农民“耕者有其田”的夙愿。

一、土地改革的必要性

（一）土改前，大量的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里。据统计，全县15个区108个村（镇），有50516户，233352人，耕地面积444144亩，其中，地主1420户，815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45%，占有耕地92303亩，为总面积的20.7%，人均11.3亩。文井区姚营村地主苏有维一家13人，占有耕地面积946.71亩，人均72.82亩。老练村陈凤仪占有沙坝地231亩，为全村沙坝地的11%。而占全县总人口63.4%的贫雇农，只有耕地122981亩，为总面积的27.6%，人均0.83亩（雇农0.35亩）。

（二）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高额剥削。地主的剥削形式以实物地租为主，辅以劳役地租和高利贷。实物地租有三种：一是平分，即地主把田地出租给佃农后什么都不管，收获时1石（1石约50公斤）要租谷5斗（1斗约5公斤）。如太忠区2户地主，出租田160.4亩，粮食总产量19248公斤，租额为9975公斤。另外两种是活租，租额实行倒“三七”、倒“四六”开或顺“三七”、顺“四六”开。除地租外，佃农每年还需给地主帮白工。高利贷有两种：一是实物借贷，农民向地主借一头耕牛使用，每年谷息6石，借1石稻谷年息5斗，借100银元谷息6石或是银息30元；二是货币借贷，火息借100元月息10元，水息借100元年息5石～8石稲谷，干息借100元年息50元；复利即利息作本，借稻谷5斗还1石。据土改时统计，振泰区地主阶级从1930年至1949年剥削农民稻谷9550万公斤，半开532万元，鸦片96204.5公斤。安定鼠街16户地主，从1940年至1949年，敲磕、霸占、勒索农民稻谷128.82万公斤。保甸区地主何焕清，在任江防大队长、“剿匪”大队长时收谷息2.24万公斤，地租2800公斤，银息5995元，抢占他人老婆12人。景福区地主刘伯威，人称“顺江大王”，从1930年至1949年，剥削粮食6.5万公斤，半开31800元，棉花800公斤。

（三）农民生活极端贫困，在死亡线上挣扎。由于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一方面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里，另一方面造成广大农民破产，生活极端困苦。山区一些18岁的姑娘穿不上裤子。保甸区岩头村有些农民避居深山岩洞生活，有的沦为乞丐，有的被迫为匪。全县2672名土匪中，出身贫雇农的占98.2%。事实表明，地主阶级同农民的矛盾是当时农村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推翻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二、土地改革的条件

景东县土地改革是在全国90%以上的农业人口已完成土改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上级党委的领导，县委经过三年的准备，土改已具备了条件。

（一）农民翻身做了主人。1950年6月，全县区村政权建设结束，同时建立了农会、民兵、妇女等组织。11月，全县召开第一次农民代表会，学习贯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农民协会组织条例》等5个重要文件。全县初次划出地主1420户，农民内部也作了划分。结合“评产挤黑”、清匪反霸、减租减息、镇压反革命，对区村政权、农会、民兵等组织进行整顿，把历史清楚、斗争坚决的积极分子选进领导班子。有区村政权干部878人，农协会主席、委员934人，会员61221人，民兵干部2448人，民兵14834人。昔日被称为“泥脚杆”的农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了主人，开始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二）清匪、减租、镇反取得了胜利。明善（花山）、太平（龙街）两区反革命暴乱已平息，对首要分子进行了严厉打击。土匪已经肃清，地方治安得到净化。减租减息使农民得到斗争果实，折合旧人民币5.33亿元，大米10万公斤。经过镇反，沉重地打击了各种反动势力，为土改清除了障碍。

（三）干部群众要求土改。文井区大营村的群众表示，要种好1952年的秋季作物迎接土改。一些开明士绅表示，“土改是大势所趋，迟改不如早改”。广大干部群众说：“快快土改，土改以后好生产。”

（四）经过各种政治运动，培养了一大批干部。1952年6月10日，县委选派180名土改队员到地区培训，并吸收农村中的积极分子、知识青年、农民、教师参加土改。

三、土地改革的法律依据和主要政策

土地改革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各级党委的指示进行的。中共景东县委结合本县实际，强调在土改中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以下决定：

（一）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区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总政策。贫雇农是农村中反封建的主力军，中农是同盟者，贫雇中农团结起来，组成农村中反封建的大军。

（二）对地主阶级除依法没收“五大财产”（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外，还应追分汉族地主（缓冲区汉族地主除外）的底财和浮财，大地主应达80%以上，中地主50%以上，小地主不少于50%。

（三）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四）允许山区农民下坝分田和居住分田。坝区村应调1/3的底财、浮财给山区。

（五）清算地主阶级的剥削史、发家史和血债（简称“三算”），时间从1930年起至1949年底止，但具体到户划分阶级成分时，以1949年12月9日前3年的经济而定。以户计算，人均年收租10石以上为大地主，7石至10石为中地主，以下为中地主。120个短工合1个长工，年剥削量为6石。

（六）对富农和小土地出租者按土改法规定执行，其中，对少数民族富农、小土地出租者的土地，一律不予征收。

（七）土改前后有关租佃问题。土改中没收地主土地后又分给本人的，土改前是农民耕种，未减租的依法减租。原农民耕种的土地，土改后更换业主的，产物谁种谁收，但应向新得地户适当交纳部分租额。军人、工人分得土地，但无家属的由农协会代为出租，所得收入依本人意见处理。

（八）土改前的典当，地主与农民的一律废除，农民之间的由双方协商解决或请政府有关部门解决。

（九）先在锦屏区北屯乡、清凉区清凉乡、文井区老练乡进行土改试点。然后，第一批在5个区（锦屏、文井、清凉、里崴、勐大）32个乡1个镇、第二批在10个区（文龙、安定、景福、保甸、太忠、崇明、景谷、振泰、民乐、永秀）72个乡进行土改。其中，一般土改区（包括坝区、山区交错的半山区）49个，纯山区49个。缓冲区7个（民乐区6个乡，振泰区秀山乡）。

（十）县成立土地改革委员会，由县委书记任主任，县长任副主任。区成立领导小组，并设立土改办公室。第二批土改由于地域辽阔，设北区指挥点和南区指挥点，下设两个土改办公室。

四、土地改革的进程

（一）土改试点。北屯、清凉、老练的试点工作从1952年8月1日开始到11月10日结束，历时100天。3个乡共914户3670人。北屯乡本乡地主占有全乡耕地面积的7.7%，外乡地主占有42.1%，学田、寺庙田占有9.26%。清凉乡本乡地主占有耕地69%。老练乡地主占有耕地35%，全乡21户地主，大量土地又集中在4户大地主手中。试点结束后，县委认真总结经验，肯定成绩，找出问题，布置全县土改任务。

（二）一般土改区。一般土改区共49个乡（镇），第一批于1952年11月下旬开始，至1953年1月17日结束，历时60余天，土改队员432人。第二批于1953年3月5日开始，至5月底结束，历时80天，土改队员708人。北区指挥点设在安定，宋仕禄负责，南区指挥点设在振泰，高希峰负责。土改共分六步进行。

第一步，准备。从生产入手，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宣传《土地改革法》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认识土改的合理性、合法性，增强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整顿村政权、农会、民兵组织。团结一切反封建力量，组成反封建的统一战线。

第二步，轰开轰透，大造声势。这是土改中最激烈最关键的一步，召开全区或联乡的群众大会，以狂风暴雨般的气势从政治上打掉地主的威风，组织群众性的诉苦，由苦主清算地主的剥削史、发家史和血债，公审枪毙罪大恶极的地主、反革命分子。当场逮捕漏网的反革命分子，宣布摘去农民不属于土匪的“匪帽”，举行浩大的游行示威。尔后，以乡村为单位对地主开展反违法、反造谣破坏、反分散财物、反腐蚀收买的斗争。斗争火力集中在大地主身上，狠斗、多斗汉族地主。少数民族地主由本民族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