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仕勇
“神稻”,天底下有这种水稻吗?有,它就是我们国家二十一世纪的一大发明——籼型杂交水稻。
人们不会忘记饿饭的岁月。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辛苦一年,到头来还饿着肚子。对此,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人们才醒悟:是科技落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种的水稻品种,大多是老品种,没有什么“杂交”优势,平均单产虽有提高,但也不过300来公斤。吃饭依然成问题。
吃饭问题怎么办?中国人在探索,整个世界在探索。
奇迹发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60年代初至70年代初,湖南安江农校教师出身的袁隆平,带领一批水稻科技界的拓荒者培育了“绿色王国”的瑰丽宝石——三系配套的籼型杂交水稻,外国人称东方魔稻。从此,袁隆平被称作杂交水稻之父,多次受到国际、国内重奖。由于他巧夺天工,使水稻增产了20%以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因而在迈入新世纪的关键时刻,党和国家又重奖了他。
当“神稻”降临景东这块风水宝地时,历史已进入了70年代末。无巧不成书,1978年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我县农业科技人员开始了杂交水稻的种植试验,在试验的基础上进行了40亩小面积的生产示范。然而,尽管农科人员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但“瑰丽宝石”却没有发出什么耀眼之光,“神稻”没有神起来。1982年在县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重整旗鼓,探索杂交水稻生产技术,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即:外地调种和自己制种相结合。
制种上,有一个人我们总难忘记,他是广东人,高级农艺师,已退休,额头上已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仿佛刻记着他制种的坎坷历程。笔者走访他时,他用一半广东话,一半景东话向我介绍:“我县杂交水稻制种是从1982年开始的,当年我们在景范良种场试制了1亩多的汕优6号,单产只有25.3公斤。这一年制种失败了。但,我们没有产生消极、畏难情绪,而是坚定信心,总结经验,继续探索。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制种—失败——再制种——再失败的曲折过程,1986年制种面积增加到139亩,单产80公斤。制种获得初步成功。”
1989年我县被云南省列为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县,终于迎来了杂交水稻种子生产的春天。在基地的推动下,我县杂交水稻制种面积逐年扩大,产量和质量一年比一年提高。1999年杂交水稻制种面积2020亩,单产170.13公斤,总产34.4万公斤,面积比1986年增长13.5倍,单产增长112.7%。
制种基地开始分为锦屏景范、文井者孟片区,1991年后集中到者孟片区,从此形成了千亩连片的杂交水稻制种基地,结束了种子靠外调的“卡脖子”局面,为杂交水稻大面积推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制种科技含量高,为搞好制种,技术人员长年累月驻扎在基地上,和制种农户同吃、同住、同劳动,手把手地指导农户制种。农户感激地说:“今天我们幸福的生活有你们的辛勤耕耘。我们一定按你们的要求制出好种,为全县粮食丰收作出应有的贡献。”
推广上,八十年代初广大农民依然抱着广矮系列品种不放,对杂交水稻敬而远之。县乡广大农技人员肩扛着育秧农薄,手提着种子,走村串户,磨破嘴皮推广杂交水稻种子,结果是:无人问津。后来,县里决定:种子、育秧薄膜均送给农户。这时,有的农户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试种了杂交水稻。这一试,瑰丽的“绿宝石”发光了:秧苗绿油油的,叶像青茭,秆似巴茅,成熟时青枝腊秆,穗子沉甸甸的。据当时锦屏、文井、大街等地的农技人员测产,单产达500多公斤,比邻近农户种植的“7—25”常规稻亩增150多公斤。随着试验示范面积的扩大,农户对杂交水稻的认识不断提高,杂交水稻一天比一天“神”起来,有人为了突出杂交水稻的增产作用,就把杂交水稻命名为“神稻”。
“神稻”,已家喻户晓。广大农民争先恐后地到县种子站、乡(镇)农工站购买杂交水稻种子。1993年11月,一条消息不胫而走,人们听说县种子站要售新品种D优10号,附近农户纷纷赶来抢购,把种子站门市部的门窗都挤坏了,而且人越来越多。为维持好秩序,县农业局请来了县公安人员。
经过十八个春秋的推广,杂交水稻种植面积由1983年的734亩发展到2000年的99821亩,增长135倍,平均单产比常规稻增长105公斤,增长35%。自“七五”以来,累计增产粮食2.45亿公斤,按人均口粮300公斤计,可解决81.7万人的吃饭问题。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为我县农业科技进步和粮食产量的提高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我县农业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因而有人这样称赞杂交水稻:
千顷嘉禾涌绿涛, 巧夺天工架鹊桥,
秆似巴茅, 科技时髦,
叶似青茭, 独领风骚。
穗大粒多产量高, 粮食丰收农民煲。
是何水稻, 喜上眉梢。
“三系”杂交。
在粮食自给有余的今天,在水稻品种品质结构调整的今天,在种植业结构调整的今天,饿怕了肚皮的农民们依然对杂交水稻恋恋不舍。感叹道:“唉!若不是推广杂交水稻,我们今天还要饿肚子呢,‘神稻’为解决吃饭问题立下了大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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